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9)10-0121-11 近代以来，文化问题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讨论的中心议题。1886-1887年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与大学士倭仁的辩论，可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中西文化论战的首次交锋。自此以后，当“西学”逐渐深入政制、思想观念的文化层面时，关于“西化”的争论就更为激烈，情况也更复杂。这一攸关中华民族现代化走向的中西文化论争，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期和“文革”后的1980年代论战最为典型，它们尽管各有不同的语境和问题，但提问的方式却极为接近，往往采用“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等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来讨论中国文化何去何从的问题。正像在1980年代文化论争中起过重大作用的“走向未来丛书”的标题所提示的，文化论争的核心问题是讨论中国的文化与未来的关系，也就是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翻检从“五四”到1990年代中期关于文化议题的讨论，会发现“文化”是一个与经济、政治相对举的概念，它主要指那些经典的文本和人类学意义上的习俗和风尚，以及蕴含其中的精神和价值体系。因此，文化概念始终与传统概念联系在一起，中国文化的概念也多半指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①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始终与传统概念相联系的文化概念内涵基本上得以承袭，直到1990年代中期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正式引入后才真正有所改变。 首先我们不妨看看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前夕的文化研究(cultural research)，②它主要有以下几个面向：(1)随着新中国一系列考古发掘，对出土的文化遗存包括新、旧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三里桥文化、裴李岗文化等进行物质文化研究，这种考古学研究一直延续至今，几乎没有中断。(2)为了建立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人文学者一方面在“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之中，对“五四”新文化和封建传统文化予以了批判，另一方面展开了对美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的鞭挞，同时积极引介和学习社会主义阵营的新文化，探讨如何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建立以无产阶级工农群众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农民文化、扫盲文化课本、文化革命与古今问题、群众文化运动、文化遗产批判继承、新文化下乡、纪念文化革命先驱等话题就成了此时文化研究的聚焦点。(3)随着新中国建交国的日益增多，文化交流也日趋频繁，人文学者开始关注苏联、匈牙利、古巴、朝鲜，也包括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国家的文化发展状况，并以比较文化眼光来看取基督教文化、希腊文化、玛雅文化等，而这些异域文化与古代中国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交流影响，是当时文化研究另一个重头戏。在此情境下，“五四”以来的东西文化论争又再次旧话重提。 “新时期”文化研究关注的重心除了对前一阶段出土的文化遗存继续进行研究外，也将目光投向了不同朝代、不同区域乃至少数民族文化。于是，关于秦代、金代、元代等朝代的文化和满族、壮族、彝族等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吴越文化、齐文化、楚文化等区域文化的研究一时兴盛。其中对各种文化形态空间分布的分析无疑打破了先前“传统/现代”的时间进化论模式，助推了文化研究走向更深入，后来由严家炎先生主编“二十世纪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就是这方面进一步拓展所取得的实绩。新时期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劫后余生的一大批人文学者一方面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一方面探讨如何开展百家争鸣、正确对待中外文化遗产，从而迎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之争、“五四”新文化历史意义的重估、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族际关系和民族文化发展、文化保守主义等“文化热”议题的持续探讨，成了80年代文化研究最为靓丽的风景，冯友兰、费孝通、周汝昌、季羡林、张岱年、金克木、周谷城、庞朴、任继愈、汤一介、高尔泰、李泽厚等老中青几代知识分子均参与其中。此外，当时以“走向未来丛书”“中国文化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等为代表的系列文化研究与译介方面著作的出版，同时关于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比较等国际学术讨论会乃至文化讲习班的高频次举办，和研究中国文化的学术组织机构和中心的创建，以及文化研究方法论上的自觉，都使得这股“文化热”思潮不仅持续时间长、社会影响大，而且，不管在广度还是深度上均大有改观。法国年鉴学派、文化社会学、文化经济学、文化哲学、文化生态学，文化地理学、文化学等学科方法成为当时人文学者肆意纵横文化领域的利器。随着国门进一步敞开，中外文化和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如何与有文化差异的人们进行沟通，如何才能正确翻译异域文化，以及怎样从语言入手来了解对方文化等跨文化交际问题，成了80年代后期文化研究另一个聚焦点。 1970年代末，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以邓丽君、台湾校园民谣等为代表的港台流行歌曲，《大侠霍元甲》《上海滩》《射雕英雄传》等港台电视连续剧相继引入内地，还有受青年人热捧的太阳镜、大鬓角飞机头发型、喇叭裤、花衬衫、收录机等象征另类生活方式“行头”的引入和流行，以及国产《少林寺》《庐山恋》《人到中年》等影片的热映，等等，这些都表明了大众文化在挣脱“极左”意识形态钳制后的强势回归，并伴随着收音机、电视机、录像机等大众传播媒介迅速走入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尤其到了90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家体制上的合法性确立，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导致社会结构重组、资本重新分配、新意识形态建立、文化地形图改写的‘社会转型’的出现”，③从而为大众文化的持续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随着电视普及率的迅猛提升和卫星电视的发展，以及文化市场化、文人下海走穴，以王朔参与编剧并以其小说为蓝本改编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过把瘾》《渴望》等为代表的高收视率电视连续剧的出现，表明了重视人的感性欲望的合理性、为世俗生活的幸福诉求辩护的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如果说在1980年代，文化被推向市场，还是一种被动的强制的结果，许多文化人甚至愤愤不平地抱怨这是‘逼良为娼’，但1990年代以后，文化的工业化和商业化便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文化被当作了一种可以赚取巨额利润的工具。”④正是置身于市场经济大潮中的文化生产者这种自觉，在资本强大的裹挟之下，大众文化的各类产品迅速涌现，很快占据了文化市场的主要领域，随着其制作、生产的运作、传播程序的日益成熟，基本上形成了一套产业化的生产、运作方式。自此，通俗、流行的大众文化不仅成为当时社会“主流文化”的显要组成部分，而且深入到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形成其道德和伦理观念的主要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