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3.9 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自诞生之日起，有关二者的争议便一直不绝如缕。主流传统认为，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无论对于最高本原的理解，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均存在实质的差异。与此同时，自晚期学园派到新柏拉图主义，再到中世纪的拉丁传统和阿拉伯传统，不少哲学家努力在二者之间进行调和，试图证明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一致性。(cf.Pico，2011，pp.90-91，419-420)在他们看来，柏拉图主义和逍遥学派师出同宗(柏拉图)，除了言辞的不同，在义理层面并无根本区别。这种调和主义的方案大多具有新柏拉图主义的色彩，是站在柏拉图的立场对亚里士多德进行的综合，而亚里士多德则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不过11世纪之后，随着亚里士多德哲学重新传入拉丁世界并成为经院哲学的支柱，亚里士多德日渐从柏拉图的阴影中解放出来，甚至取代柏拉图成为西方哲学的唯一代表。相应地，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比较也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逐渐无人问津。 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再次回归人们的视线。人文主义者认为，柏拉图哲学不仅在内容上与基督教的教义更为契合，而且在形式上，他的希腊文也比亚里士多德优美得多。(cf.Garin，pp.9-11)在当时，甚至流行着诸如“神一样的柏拉图，兽一样的亚里士多德”的谚语。但即便在柏拉图哲学最鼎盛的时期，亚里士多德哲学也从未销声匿迹。相反，在意大利和其他西欧国家，亚里士多德哲学在大学里仍长期处于支配性地位。这样，不可避免地，复兴的柏拉图哲学和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之间开始出现频繁对抗，甚至可以说，“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争乃是哲学史上的唯一时刻。无论是此前还是此后，没有哪个时代的哲学会被视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滑动的两极世界。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人而言，比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已经进入、甚至成为了哲学的主要问题。”(cf.Monfasani，p.179)其中，皮科·米兰多拉(1463-1494)的工作尤其令人瞩目。不同于斐奇诺等新柏拉图主义者，他坚持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分高下，双方在形而上学层面具有完全的一致性。皮科的这种调和，代表了西方历史第一次突破新柏拉图主义的范式，尝试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平等入手来理解二者，无论是对他自身的哲学建构，还是对我们重新理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关系，进而更整全地把握西方哲学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斐奇诺的新柏拉图主义立场：一高于存在 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支持者围绕宗教和政治利益之争，分化成两派阵营。①柏拉图一方的代表如柏莱图认为，柏拉图哲学分有了最古老的智慧和真理，而亚里士多德由于“荣耀的野心”，歪曲和破坏了真正的智慧；亚里士多德一方的代表如特拉博森的乔治(George of Trebizond)则认为，柏拉图的哲学观点晦涩难懂、表述自相矛盾、道德缺陷严重，且与基督教的精神背道而驰，诸如《蒂迈欧篇》中的宇宙论、创世论等学说，均有引发异端的危险。(参见梁中和，第72页)双方争执之际，红衣主教贝萨里翁(Bessarion)的作品一举奠定了柏拉图阵营的优势。通过研究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尤其是特拉博森的乔治翻译的《巴门尼德篇》，贝萨里翁有力地证明：在形而上学层面，柏拉图主张的一要高于亚里士多德主张的存在，柏拉图的哲学比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更接近于基督教的教义。(cf.Bessarion，p.297)只不过贝萨里翁认为，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第一组假设中提到的上帝(一)，与第二组假设中提到的一并无不同。从而，它并非像普罗克洛斯所强调的那样，是超越一切原因和名称的最高本原，而仅仅是与基督教传统“一切的造物主”相等同的上帝。(cf.Pico，2011，p.126) 斐奇诺是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他和贝萨里翁一样，对新柏拉图主义者特别是普罗克洛斯对《巴门尼德篇》的解释方案有所犹疑。斐奇诺虽然高度推崇《巴门尼德篇》，但他并不认为整篇对话就能代表柏拉图神学的全部，仿佛圣典，一字不容质疑。在斐奇诺眼中，《巴门尼德篇》始终是一篇对话，既是对话，就不过是一场“严肃的游戏”，而“新柏拉图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不严肃地考虑文本的游戏性质，以及弥漫在整篇对话中的反讽特征。”(ibid.，p.127)在对《巴门尼德篇》的解释上，斐奇诺走的毋宁说是一条既不同于普罗克洛斯、又不同于纯正辩证法家的“中间道路”(media via)。这条道路意味着辩证法和神学相互兼容，读者可以通过辩证法把握柏拉图哲学最神圣的奥秘。(cf.Beierwaltes，pp.389-410) 但我们必须看到，斐奇诺的“中间道路”导向的还是普罗克洛斯对最高本原的新柏拉图主义的解释，从而在最根本的地方与贝萨里翁分道扬镳。根据普罗克洛斯，在《巴门尼德篇》中柏拉图虽然提出了八组假设，但只有第一组假设即“如果一绝对地单就自身而言”，才是柏拉图真正要说的。从第一组假设出发，柏拉图得出的结论是，一超越一切存在和规定。在普罗克洛斯看来，这种超越一切存在的“一”，正是柏拉图哲学的最高本原。而斐奇诺对《巴门尼德篇》的解释，又深受新柏拉图主义对第一组假设的强调的影响。(cf.Pico，1998，p.19)这一点，在他1492年开始动笔、1494年就完成的《〈巴门尼德篇〉注疏》中有清晰的体现。②斐奇诺说，柏拉图习惯在对话中撒播各类智慧的种子：在《理想国》中撒播道德哲学的教导，在《蒂迈欧篇》中撒播自然科学的种子，同样在《巴门尼德篇》中撒播了他整个神学的种子。在这篇对话中，“神圣的柏拉图无比敏锐地考察了万物的唯一本原如何超越万物，万物如何源自它，以及一以何种方式既外在又内在于万物，万物如何源自一、通过一并朝向一。随后，柏拉图逐渐上升到对超越存在的一的把握。”(Ficino，OperaⅡ，p.1137)由此，斐奇诺的新柏拉图主义立场一览无余：柏拉图哲学的最高本原——一，高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最高本原——存在，故柏拉图要高于亚里士多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