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年轻的美国社会学家爱丽丝·戈夫曼（Alice Goffman）出版了《在逃：一个美国城市中的逃亡生活》（下文简称《在逃》）一书，引起轰动，目前该书已被翻译成法语、德语、荷兰语、瑞典语、汉语、日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爱丽丝可谓学术界名门之后，其生父乃大名鼎鼎的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生母是宾夕法尼亚大学著名的社会语言学教授吉莉安·桑科夫（Gillian Sankoff），继父威廉·拉博夫（William Labov）也是极具影响力的语言学家。1968年，欧文·戈夫曼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之后正是在威廉·拉博夫等人的影响下重新聚焦于谈话互动分析。1982年，欧文·戈夫曼因病逝世时，爱丽丝才出生几个月，但生父的研究理念从小就影响了她的学术旨趣。爱丽丝本科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2006年毕业后，她顺利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直到2010年博士毕业，次年其博士论文《在逃》获得美国社会学协会颁发的“博士论文奖”。①2012年，爱丽丝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寻到教职。年纪轻轻的爱丽丝已经取得了不俗的学术成就，32岁正式出版第一部学术专著，在这之前（2009年）其主要内容已发表在美国社会学界的顶尖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她还曾写过一篇关于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研究暴力的书评（Goffman，2009a）。与不喜欢抛头露面的欧文·戈夫曼不同，爱丽丝迅速成长为万众瞩目的“学术明星”。 《在逃》深度描述了当代美国面临的社会问题之一，即大众收监制度对底层黑人造成的深远影响。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在逃》的方法论问题（如Campos，2015；Lubet，2015；王建峰，2014；王悠然，2015），尤其是关于民族志困境的讨论，诸如田野工作的伦理边界、数据透明与主体隐私之间的张力以及民族志工作者主观解释的可靠性等。无疑，方法论和伦理问题对任何一项社会研究都颇为重要，但就《在逃》而言，对方法论和伦理问题的过度聚焦和道德拷问容易导致两个后果：一是忽略《在逃》蕴含的理论意义；二是将方法论工具视为目的本身，无视爱丽丝试图揭露和剖析的现实问题，也即将研究问题虚无化、背景化，最终沦为方法论的注脚。鉴于此，本文重返爱丽丝通过田野深描呈现出来的大众收监政策下美国底层黑人的逃亡生活，并主要探讨两个方面的议题：第一，阐述《在逃》的理论意涵，将它置于欧文·戈夫曼与米歇尔·福柯的理论连续统中加以探讨，这对于理解普遍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及其治理亦不无裨益；第二，重新思考《在逃》引发的民族志方法论问题，通过系统性地梳理相关批评并作出回应。 一、大众收监政策下的逃亡生活 自从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美国黑人获得了此前数世纪未能享有的公民权，他们在很多领域的政治地位有了较大改善，但与此同时，美国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刑罚制度，整个社会开始进入大规模监禁时代，而被监禁者主要来自有色人种聚集的贫民区。过去四十年来，美国社会刑事司法监控的深度和广度显著增加（Brayne，2014：367）。随着政策的收紧，各种国家力量侵入都市贫民区，人均警力数量明显增长，密集监控在贫民区周围；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都市贫民区通常是被执法机关遗弃的区域。相关数据表明，1975年至2005年之间，美国社会的监禁率增长7倍（Avery，2015：323）。在未完成高中教育的黑人群体里，高达60%的人在35岁之前有过入狱记录；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黑人孩子中，其父亲被监禁过的比例占1/4；2006年，全美有一千四百万人遭逮捕并被控告犯罪（Goffman，2009b：341）。在数十年严厉打击犯罪的政策下，有些犯罪高发的城市邻里社区变成时刻保持警戒和不断监控的“全景敞视监狱”，这种现象被称为“大众收监”（mass imprisonment）。美国已俨然成为一个警察社会和监狱国家，刑事司法系统日渐成为穷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普遍性社会设置。 在现代美国社会，监控系统和国家权力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扩张与渗透。在这种现实背景下，爱丽丝对费城一个黑人社区（即“第六街区”）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实地调查，详细记录刑法干预的大规模扩张对黑人家庭生活造成的影响，进而反思美国社会采取的大规模监禁政策以及与之相应的治安与监控体系（戈夫曼，2019：346）。在第六街区，刑罚制度成为年轻黑人及其家庭生活的核心制度，他们中的很多人因轻微的违犯行为而收到搜查令或拘捕令，最终流离失所、过着不断逃亡的街头生活。经历司法审判成为当地人的成人礼，他们不仅需要懂得鉴别警察身份，学会如何迅速巧妙地逃跑，而且还需规避特定的关系、活动与场所。这些曾经留下官方记录的人更容易遭到偷盗和暴力袭击，因为别人知道他们不会轻易报警；他们也会更多地采取暴力进行报复和自我保护。总之，年轻黑人的日常生活“被庭审日期、监狱探视、假释缓刑官的电话、假释例行检查以及警察搜捕挤得满满的”（戈夫曼，2019：236）。对他们来说，这本身就像一份全职工作。 犯罪生活与日常生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逃脱、隐藏以及保守秘密的实践成为日常生活的技巧。爱丽丝认为，“在逃”意味着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底层黑人在逃亡生活中不断挣扎着，甚至付出青春与生命，却始终无法前进。对这些年轻人而言，与“在逃”相对的状态是“逮捕”，而不是更舒适自由的生活状态。警察的搜查、审判以及监禁不仅扰乱了日常生活，而且也改变了看待自身和周围世界的方式。在监禁的胁迫之下，亲人可能变成被警察追逐的通缉犯，或通过检举他人明哲保身。女人无法兑现保护男人的承诺，不自觉地成为“帮凶”，从信任伙伴到告密者或遗弃者的转变导致严重的个人痛苦以及公开的羞辱。警察的公开暴力和离间策略使人们变得不再彼此信任，破坏了个人之间天然的纽带关系。爱丽丝描述了社区关系的多元性和多重冲突，包括警察的打压、黑人的逃避、亲友的出卖与庇护、女人的抗争（将入狱作为社会控制手段威胁自己的男人）等。第六街区的居民不得不依赖很可能带来危险或欺骗的人，有时又不得不告发关系最亲密的人。爱丽丝指出，在面临强制性系统时，所有复杂的人际关系被简化为“干净的人”与“肮脏的人”两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社会关系网络。不断被警察追捕的年轻黑人发现，通常被用来维持体面和令人尊敬的身份的活动、关系和地点被转变成当局用来追捕和拘禁他们的方法。另一方面，底层黑人在国家的控制网络里并非完全动弹不得，他们采用各种手段规避和抵抗当局，有时诉诸国家力量以实现自己的意图，以此协调社会生活，创造有意义的道德框架，并获得身份认同、展示情感以及评判彼此的品行。但是，相比于国家镇压机器，这种反控制的方式与网络是弱小的、非对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