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在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领域，阶层认同或地位认同（status identification）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与重点所在。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中产阶层（middle class）不断发展壮大，成了社会发展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对自身地位的感知以及变化趋势，对社会的稳定以及理解相关的社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冯仕政，2011；Krieger，et al.，1997）。因此，对于包括中产阶层的在内的阶层地位认同研究，成了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和独特价值的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的成果（刘欣，2001，2002；李春玲，2004；李培林，2005；张翼，2005）。 回顾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历程，其一方面秉承了工业化背景下产业结构与职业结构的分化以及教育的扩张这一条中西方共同的道路（李强，2005），另一方面，市场化转型所带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以及全球化的进程为近年来中产阶层的发展提供了另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动力机制（周晓虹，2010）。区别于具有“身份继替”“权力衍生”等特点为代表的“体制内中产”来说，市场化进程使得在体制之外出现了一批以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与技术人员为代表的具有强大“市场能力”的新社会阶层①群体。从职业结构来看，这一群体大致可以被归为“体制外的中产阶层”（张海东等，2017：9-12），而其在社会结构的位置、基本特征、社会政治态度上均与体制内中产阶层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呈现出自身鲜明的“新”特点（李路路、王薇，2017；李春玲，2017）。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在地位认同层级以及影响因素方面，新社会阶层也极有可能与体制内中产阶层存在一定的差异和区别。阐释、理解这种地位认同上的区别，不仅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题中之义，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兴起的“阶级撤退论”，主张从生活经历、日常体验等认知维度去解释阶层行动的主要维度、影响其态度和行为的情况下（Thompson，1963），研究地位认同并比较中产阶层内部不同群体的地位认同就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但是，综观现有对于中产阶层地位认同的相关研究，其大多集中于这一阶层宏观性的讨论和分析，虽然近年来部分研究聚焦了私营企业主（范晓光、吕鹏，2018）和青年白领（雷开春，2018）等特定中产群体的地位认同，但总体而言缺乏对“体制外”新社会阶层地位认同形成机制、影响因素比较等方面的具体探讨，以及体制内外不同中产阶层地位认同的比较，因此具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此外，由于诸多研究发现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地位认同与客观经济地位有着较大偏差，其地位认同明显“向下偏移”（范晓光、陈云松，2015；韩钰、仇立平，2015），那么这一发现是否也存在于新社会阶层群体中？这种地位认同偏差是否由于测量尺度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为此笔者将引入情境锚定法（anchoring vignettes）这一测量方式，对新社会阶层和体制内中产群体的地位认同进行比较和探讨。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参照群体：中产阶层地位认同测量的“迷思” 学界一般认为，地位认同作为阶层意识的一部分，反映的是“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位置的感知”（Jackman & Jackman，1973）。因此，地位认同应当与其所属的客观经济地位相同或相近。但是，国内众多研究却表明，作为占据社会结构中间位置的中产阶层，其地位认同却呈现出与自身社会地位不一致的现象（刘欣，2001；李培林，2005），地位认同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和偏移（范晓光、陈云松，2015；韩钰、仇立平，2015），中产阶层的认同感较为缺乏（赵延东，2005），“认同中产”在社会结构中的规模较小（李培林、张翼，2008）。就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国内中产阶层的比例在不断增加，但人们对主观地位认同的步伐并没有完全跟上社会结构的变动（冯仕政，2011）。 面对中产阶层地位认同“向下偏移”的现象，众多学者从机制性原因的角度给出了有关的解释。例如，有研究从群体认知的角度指出，国内社会大众与学界对中产阶层所达成的一般性共识存在较大的反差，他们大多将“中产阶层”理解为“上层的工作、巨额的收入、奢侈的消费”，给中产阶层粘上了精英化的标签（李春玲，2013），这必然导致多数属于“中产阶层”的社会成员不认同自身的中产身份，从而造成了地位认同的下偏。另有的研究从阶层意识动态论的角度出发，认为转型时期生活机遇的变化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动使得利益受损人们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刘欣，2001，2002），直接造成了部分利益受损的中产阶层群体地位认同的下偏（范晓光、陈云松，2015）。这种剥夺感还使得中产阶层产生了种种对自身职业、收入和生活状况的不满和不安全感，形成了一种中产阶层群体性的焦虑（李春玲，2004，2008）。 而与此同时，例如进城务工人员等一些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的地位认同却显现出明显的“趋中化”现象（李培林、张翼，2008）。这就提醒我们，社会成员对于自身地位认同的判断，不仅有宏观的机制性因素的作用，还存在着某些心理性作用的影响。在其中，“参照群体”理论就认为，人们在进行社会比较时，参照的对象往往不是“抽象的社会”，而是和自身熟悉或交往较多的群体（Evans，et al.，1992），例如同事、朋友以及处在“同一生活圈”的人。而且，这种比较时常带入了自身所处的社会境遇和对生活的期望。而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这种“参照系”的另一种变化就是从具体社会单元的归属感转向了收入等市场要素的占有（高勇，2013）。因此，不同阶层由于所处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环境导致了其主观地位认同判断的差异。中产阶层由于在工作环境、居住方式、社交网络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区隔”，他们在评价自身地位时受到了身边社会经济地位相似或更高的人的影响，也就形成了所谓的“大鱼小池塘效应”（the big-fish-little-pond phenomenon）（宋庆宇、乔天宇，2017）。在这种高标准的参照群体的作用下，极有可能导致了中产阶层偏低化的地位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