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环境社会学的主要理论　　

      对于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来说，理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承载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共识；第二，标识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和争议；第三，提供学术交流平台，并使该领域的知识生产和知识积累成为可能。因此，对于初入一个研究领域的研究者来说，熟悉该领域的主要理论是必需的。本文主要目的是为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者理解和熟悉这一社会学分支学科的主要理论提供一个思路。

      环境社会学是西方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为响应公众高涨的环境保护意识和行为而生的社会学分支学科。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环境社会学实现了稳步发展。特别是，在2007年首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后，中国环境社会学实现了快速发展。在学科发展、学术研究、学术交流以及人才培养过程中，西方环境社会学理论研究显得至关重要。洪大用（1999）对西方环境社会学理论做了整体性分析和素描，成为这一领域的奠基性文献。随着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界对西方环境社会学理论展开了比较深入的梳理和分析，涉及环境社会学理论起源与发展（陈阿江，2015；陈涛，2011；程鹏立、钟军，2013；范叶超，2018；林兵，2007；秦华等，2019）、具体理论的阐释与分析（马国栋，2013；王芳，2006；赵万里、蔡萍，2009）以及环境社会学理论比较（卢春天，2017；卢春天、马溯川，2017）等。这些理论梳理具有重要价值，但理论梳理的系统性特别是理论间的内在关联分析依然不足。陈阿江（2017）主编的《环境社会学是什么？——中外学者访谈录》通过对主要环境社会学家的深度访谈，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深刻地呈现了相关理论思潮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为研究者深入理解其理论内涵提供了重要基础。但是，囿于对具体环境社会学家的访谈，该书也没有勾勒理论之间的逻辑脉络。

      在梳理和阐释一个学科领域的主要理论时，通常的做法是逐一介绍主要的人物和理论。这一做法有明显的好处和用意：全面介绍，方便参考。但是，这难免会在无意中忽视理论间的联系，从而造成各个理论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印象。这对初入领域的研究者会有误导的可能。美国环境社会学家Luiz Barbosa（2014）在《环境社会学二十讲》一书的第二章采取了一种更有启发性的梳理方法。Barbosa把环境社会学主要理论按照核心理论逻辑分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两大类。受其启发，本文采取聚焦环境问题理论解释的梳理策略，注重勾勒各个理论对共同议题的回答，尝试由此来突显理论间的逻辑脉络，以方便理解环境社会学相关理论的来龙去脉。

      洪大用（1999，2001）把环境社会学定义为研究环境问题之社会原因、社会影响和社会反应的一门分支学科。这一界定指出了环境社会学的三大研究议题。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围绕环境问题之社会原因①这一主要议题梳理西方环境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并据此呈现理论间的逻辑脉络。

      二、环境问题的本体论争议

      环境问题在环境社会学中具有鲜明的双重属性，即生态学意义上的生物物理属性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文化属性。对这两个属性强调侧重点的不同，以及两者间关系的不同看法形成了两个有着深刻分歧的理论阵营，即真实主义（re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这一分歧深刻影响了环境社会学界对环境问题成因和有效应对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环境社会学重要理论的共同背景。

      首先需要澄清，真实主义和建构主义本身并不直接指称具体的环境社会学理论，而是属于更抽象的哲学范畴。真实主义在本体论上坚持认为有客观的外在于人类观察者的现实存在，因此有时也被称为客观主义（objectivism）。这种本体论上的先验性论述也是科学及其实证主义范式的哲学基石。伴随这一本体论的先验论述是认识论上的可知论，即客观的外在现实是可以通过系统的考察而被人类逐步认知。建构主义可以看作是真实主义在本体论上的反面，即不认为有客观的外在现实，任何现实都不能外在于人们的解读，主客观无法清楚分割。这同样是一种先验性论述，它源自现象学注重解读的哲学传统。在认识论上，建构主义不认为有现实的终极解读，也就谈不上逐步认知，带有不可知论色彩。当然，这里对真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哲学根源的概述只是概括了两个极端，学界中的实际应用往往是两者在某种程度上的混合，比如在本体论上坚持真实主义，而在认识论上持建构主义（Rosa，1998）。本文主旨不是探究二者所涉及的哲学问题，而是关注它们在环境社会学中的体现，核心在于如何看待环境问题的两种属性。

      环境社会学中的真实主义（环境真实主义）强调环境问题的生物物理属性以及将此属性直接纳入社会学考察的必要性。这一强调有其深刻的理论缘由和学科背景，其基本着眼点在于凸显生态环境的有限性。40年多前，卡顿和邓拉普基于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特别是生态学对全球生态系统危机的研究发现，警告我们社会生产的无限增长可能带来的突破地球生态承载量的危害。这一警告深刻影响了环境社会学的发展（Catton and Dunlap，1978）。邓拉普在一系列部分与卡顿合作，部分独自发表的文章中（Catton and Dunlap，1978；Dunlap and Catton，1979；Dunlap，1979；Dunlap，1980）指出，社会学的学科主体秉承他们称之为“人类例外主义范式”（Human Exceptionalism Paradigm，简称HEP）的世界观，其要义包括人类因为有文化而有别于其他生物物种，文化的演化速度远超生物特性的演化并且没有边际，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主要是社会生成的，文化演进意味着进步无极限，所有社会问题因此终将得到解决。这一世界观，配合迪尔凯姆的社会现象必须由社会事实来解释的经典论断，导致了社会学对正在发生的严重生态危机的无视，以及对人类社会依赖生态系统这一事实的无视。为了有效应对生态危机，社会学必须扬弃迪尔凯姆的经典论断，正视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互动。而这就需要有世界观的根本变革，从人类例外主义范式向“新生态范式”（New Ecological Paradigm，简称NEP②）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