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对于今天的学者来说，理解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思想，与理解他的个性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复杂性同样困难。作为一位学者，韦伯的严肃极可能被不喜欢他的人夸大，而他的幽默却很可能被喜欢他的人所低估。在传记研究中，韦伯的形象已经日渐清晰，他就像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一位同时代人，他爽朗的笑声依旧回荡在严谨的学术讨论和轻松闲聊的氛围中（Radkau，2009：1-4）。韦伯不仅深度发展出多元的学术兴趣，而且他同那个时代德国主要的思想家和学术流派代表人物都有长期的交往与学术论辩，其反理性主义传统深受叔本华和尼采对人类意志如何作用于人的思想与理性的思想影响（Bendix，1965）。韦伯最重要的研究是宗教社会学，而这方面韦伯则受到了他同时代人恩斯特·特洛尔奇对清教神学研究成果的影响（Mommsen，1987：9）。①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列奥·施特劳斯在其著作中充满赞誉地称“无论他（指韦伯）曾有什么错误，他都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L.Strauss，1953：36）。②在雷蒙·阿隆看来，韦伯作为德国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和解释社会学的创立者，其学说的重要性在于他建立的历史性和系统性的理论范式（Aron，1979：67）。③而在韦伯的同时代人和敬仰者的眼里，他是那个时代里最伟大的德国人，是一位集政治家、科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伟人（Jarspers，1965：189）。尽管韦伯学说呈现出多重理论光谱，要明确划定其学术主题依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Tenbruck and Weber，1980）。作为20世纪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社会理论家，马克斯·韦伯一生都关注学术与政治这两个核心主题。劳伦斯·A.斯卡夫认为，对韦伯“学术”与“政治”的双向理解，是把握其思想与（政治）行动的前提（Scaff，1973）。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早期，韦伯一直是始建于1872年的德国社会政策协会的核心成员，1904年韦伯与他同时代的人桑巴特等人共同发起创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成为阐述与辩论德国社会政策的主要学术阵地。1910年，韦伯与滕尼斯、齐美尔等社会学家联合发起成立德国社会学会，对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在德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作为一个生于动荡岁月的思想家和社会理论家，韦伯的政治个性伴随其一生。因此，对韦伯政治理念的理解，我们既不能离开他著作中贯穿的学术与政治这两条主线，也不能忽视他的政治个性那一面。2019年适逢韦伯发表《以政治为业》（或《以政治为天职》）100周年，而2020年正好是韦伯逝世100周年，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使我们有机会再次深入地理解韦伯的思想遗产，同时检视韦伯的思想与我们所处时代的历史关联，并有助于人们深入探讨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使命与实践意涵。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韦伯在社会学领域的重要贡献广为人知，但是研究着对其在社会政策领域的历史影响却鲜有论及。尤其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那段时期，韦伯的思想如何影响当时德国的社会政策，其政治理念与德国社会立法实践的联系如何，今天仍值得我们去探究。作为一门学科，社会政策（或社会政治，Sozialpolitik）最早产生于德国的19世纪下半叶。历史悠久的德国社会政策学会（the 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创立于1872年，而韦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就已成为该学会的核心成员之一，其思想与学说对德国乃至欧洲大陆的社会政策学科与实践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过去30多年来，在中国内地的社会科学界（主要是社会学领域），有许多学者对韦伯的思想、社会理论及其方法论进行了解读、探讨和阐述，并兴起了一股明显可见的“韦伯热”，它们有力地推动了韦伯研究作为一个专门领域的发展（苏国，1988，2016；甘阳，1997，2018；冯克利，1998；李猛，2001，2010，2017；渠敬东，2018；郑戈，2001；田耕，2006，2017；何蓉，2016，2017；王楠，2018）。在最近发表的韦伯研究的作品中，学者通过审视这位德国伟大理论家的伦理理念和道德关怀，试图将其著述同变迁的当代中国现实联系起来（李猛，2010）。尽管如此，迄今为止国内学界还未对韦伯与德国早期社会政策发展的历史联系的进行专门研究。考虑到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当前中国面临转型的艰巨挑战，对这一领域的探索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与社会转型的日益加快，社会问题不断涌现，针对这些新的社会现状和问题的制度设计及政策回应的学术关切变得日益重要。基于此，在社会科学领域内，社会政策的重要性日益开始凸现。而本文一个重要的学术出发点，就是试图打通韦伯的学说与社会政策的理论通道。韦伯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之一，同时作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早期德国社会政策学会的一名关键成员，其思想与主张对德国乃至欧洲的社会立法、社会政策学科和学术研究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持续影响。同时，韦伯所论述的社会政策背后隐含的价值问题、政治议题与国家理性等核心问题都对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社会政策发展依然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时代意义。 在英文学术界，以研究托克维尔和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著称的德裔美国学者阿尔伯特·所罗门在20世纪30年代连续在《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杂志上发表了三篇有关韦伯的论文，其中第三篇比较深入地论述了韦伯的政治理念。在文章里，所罗门着重就强调了韦伯和马克思的差异，他指出，就科学研究的政治化努力而言，马克思达到了巅峰，迄今为止无人可及。马克思强烈地把政治理念当作真理，而在韦伯看来，政治理念仅仅是检验真理的一种工具，韦伯本人极力反对科学知识屈服于政治（Salomon，1935b）。而在德语世界里，沃夫冈·J.蒙森大概是论述韦伯的政治理念和思想最为深刻的学者之一。另外一位对韦伯思想的解读在今天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力的学者，是任教于海德堡大学社会学系的沃夫冈·施鲁赫特教授，他出版的多部韦伯研究专著以及与约翰斯·温克尔曼等人主持编撰的《韦伯书信集》（Max Weber Gesamtaughsgabe）产生了重大影响。蒙森在剑桥讲座基础上编辑成册的研究专著中，专门论述了韦伯思想中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轨迹，并认真提出韦伯的政治（关怀）与社会研究密不可分（Mommsen，1989：vii）。众所周知，韦伯是一位生于动荡年代的学者，尽管他没有以政治为业（韦伯始终相信政治与学术二者在德行上是不可兼容的），但对政治的关注乃至相当程度上的参与都伴随其一生。卡尔·雅斯贝尔斯认为，韦伯的思想中有很浓厚的政治意味，那就是怀有强烈的意愿在历史关头奉献自己的真知（Jaspers，1965：189-192）。然而，学者的品性与从事政治实践的外部要求始终存在差异，尽管韦伯一直努力在政治领域和政治实践中施加自己的学术影响，但是谋求政治职位却远非他本人期望的那样顺利，而且韦伯本人的天然倾向并不是卷入于日常烦琐的政治事务中，他期望的是通过学术思想对政治实践起到引领的作用。因此，终其一生韦伯的努力一直是处在科学与政治之间（Mommsen，1989：7）。雷蒙·阿隆在其著作中曾说，韦伯终身都关注国家事务，对政治怀有某种乡愁（Aron，1985：335）。在韦伯研究领域，学者们对韦伯的政治理念有不同的解读。在韦伯的传记作品中，韦伯的政治理念与思想也同样得到越来越多的展示。如何理解韦伯的政治理念与时代的关联，如何理解他的政治阐述与德国政策的联系，在学术界也同样充满了争议，这一争议曾在纪念韦伯100周年诞辰的学术研讨会上达到顶峰。尽管如此，研究者仍然相信，在韦伯多元的学术旨趣中，理解他的政治理念仍可以从不同人生阶段的作品和时代环境下的德国政治出发，通过理解韦伯对德国后俾斯麦时期驾驭工业资本主义扩展的条件这一努力，来触及韦伯论述的核心问题，即打造德国政治基础的阶级领导力问题（Giddens，1972：15-18）。而理解韦伯的思想与德国早期社会政策发展的历史关联，无疑有必要认识他的代表著述中所呈现的政治理念，以及韦伯在那个时代通过著述和相关的政制参与和德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关联。毫无疑问，迈向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依然是阅读韦伯的著作，其次我们还可以通过阅读与韦伯同时代的人的撰述以及韦伯研究的相关文献，来呈现其“政治理念”的轮廓与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