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缘起 自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扩大居民消费便一直成为中国扩大内需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二十年过去了，尽管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但它并未起到其所应尽的作用（徐文舸2017；刘哲希、陈彦斌2018）。随着当下出口贸易增速的下降和投资市场的缩小，消费被赋予更大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往那种消费与投资的失衡，有必要再平衡（Ma，et.al.2018；Pettis 2013）。那么，消费与投资如何才能再平衡？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吗？这是一个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在这一方面，不少经济学家已经做了探讨（如：Ma，et.al.2018；Pettis 2013）。但鲜有社会学者参与这种讨论。其实，关于消费与生产（投资）的关系，涉及更深层的消费与发展（或消费与现代化）的关系（Belk，1988；Campbell，1987；James，1993；Sklair，1991；Weber，1976）。它既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也值得从社会学角度去分析。 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消费现象，必须放在“不平衡发展的理论视野下，才能得到更清晰的认识。所谓发展，简单地说，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它意味着所要发展的对象与所要达到的发展目标之间存在差距。发展过程就是要采取措施来克服这些差距，以实现发展目标。那么，克服发展对象与发展目标之间差距的资源要从哪里来呢？它必须在发展过程中获得。但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足够的资源。这意味着，发展过程往往会采取不平衡的方式，即：先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需要优先发展的领域，暂缓或限制其他领域的发展（Hirschman，1958；Gerschenkron，1962）。 “不平衡发展”（unbalanced development）的概念源于赫希曼所提出的“不平衡增长”（unbalanced growth）（Hirschman，1958）。后者只限定在经济领域内各部门的不平衡增长，前者则不但包括经济领域内各部门的不平衡增长，而且还包括经济领域与其他领域（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事实上，讨论经济增长，不能不讨论经济领域与其他领域的关系（Sen，1999）。因此，不平衡增长的问题可以扩展为不平衡发展的问题。“不平衡发展”的含义比“不平衡增长”的要广，“不平衡增长”只是“不平衡发展”的一部分内容。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它们开始发展的时候，欧美已经实现了现代化。欧美国家的成功发展，不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验，而且也为它们确立了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发展中国家往往把欧美发达国家当作模仿和追赶的对象。但是，在模仿和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面临发展资源不足的困难。在资源约束的情形下，它们往往难以采取全方位同步、平衡、协调的发展模式，而只能选择性地把资源投向特定的领域（Hirschman，1958；Gerschenkron，1962）。为了确保资源向所选定的领域的集中投入，必须同时避免其他领域对有限资源的争夺（Gerschenkron，1962）。例如，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和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先后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这种发展战略的后果之一，就是生产部门和消费部门的失衡（Gerschenkron，1962；林毅夫等，1999；Pettis，2013）。然而，这种在先期阶段有助于实现工业化的不平衡发展策略，却为后来的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埋下了隐患。换言之，原来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抑制消费（生产与消费的不平衡发展）政策所留下的后遗症，成为后来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一个障碍。这一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消费悖论”。 当然，并非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先期阶段都采取了抑制消费的不平衡发展策略。因此，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发展过程中的消费悖论。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发展中国家采纳了不平衡发展策略，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却没有采取类似的策略？为什么当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需要转向依靠消费来拉动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却依然热衷于不平衡发展策略而难于转型？这种转型如何可能？本文的目的，就是从社会学角度对发展中国家的消费悖论的形成过程及其超越进行分析。消费悖论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推行抑制消费的策略（不平衡发展策略）在何种程度上借助了传统的社会和文化资源的辅助？另一方面，从不平衡发展策略向平衡发展策略的转型遇到哪些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障碍？消费悖论的克服如何可能？ 二、不平衡发展政策的形成：文化嵌入性 在发展理论形成的最初阶段，发展研究的学者主要是提倡平衡增长战略。学者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恶性循环是：因为产品没有市场，所以发展中国家无法实现工业化；因为居民收入低下，所以产品才没有市场；因为没有工业化，所以居民收入才低下。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就必须对各经济部门同步实行工业化。为此，需要采取“大推动”（big push）或“平衡增长”（balanced growth）战略（Rosenstein-Rodan，1943；Nurkse，1953；Scitovsky，1954；Fleming，1955）。在这个意义上，发展是一种各经济部门协同、同步和平衡的增长过程。 但是，这种“平衡增长”理论受到了赫希曼的挑战。他不否认发展中国家的恶性循环的存在。然而，他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资源稀缺的困难，因此，集中使用资源，以让一些主导的产业部门（如具有较大产业关联度的产业部门）优先实现工业化是更有效的策略。这些优先发展的部门实现了工业化以后，会带动其他部门随后的工业化进程，因为它会产生“引致投资”效应。优先工业化的部门分别具有“向后”（backward）和“向前”（forward）关联效应。一项投资不但会对先期的投资的盈利产生效应，而且也会对后期投资的盈利产生效应。通过向前的关联效应，一个公司的投资会引致另外一个公司的投资，因为后者可以把前一个公司的产出当作投入。同样地，通过向后关联效应，一个公司的投资所引发的另外一个公司的投资，可以成为前者的投入。因此，他主张，与其同时让许多部门同时实现工业化，不如让少数主导部门优先实现工业化。然后，借助向前和向后关联效应或连锁效应，把工业化推广扩大到其他部门。这样的发展策略，就是“不平衡增长”（Hirschman，19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