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的社会变迁是多方位的，很难一言以蔽之。本文聚焦一个富有争议的学术话题，即“关系”①的作用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变化趋势。从经验数据上看，关系作用的变化趋势无论是上升、下降、还是稳定不变，都涉及了如何看待市场化不断增长的宏观背景下，人际社会关系如何发生变化的问题。人际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根本问题，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关系作用的变化趋势也引发了国内外学者极大的研究兴趣，但是观点相斥、视角交叉、结论不一。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一问题给予明确的理论判断和系统解释，并基于经验事实提出系统的实证分析。为达此目的，本文将集中讨论四个相关问题：第一，关系作用趋势的学术论争；第二，关系作用的双重制约；第三，劳动力市场的关系作用空间；第四，关系概念的再思考。 一、关系作用趋势的学术论争 关系，无论日常生活还是学术领域，是指个体之间的纽带联系。在社会网络分析领域，作为纽带联系的关系概念，并不是指阶级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等概念中那种理论抽象的联系性，而是指彼此相识、互相来往、情义相笃、资源交换的人际关系（Bian，2006）。在我国文化中，关系一词具有感情、人情、面子、回报等丰富的行为内涵（翟学伟，1993）。这超出了英语学术文献中的relation或connection的语词含义，所以不做翻译，直接使用汉语拼音guanxi（斜体表明外来语）（边燕杰、张磊，2013）。在国际学术界，如果从胡先缙1944年在《美国人类学》期刊上发表“中国人的面子概念”一文开始（Hu，1944），关系研究正式进入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视域，75年来，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40余年，积累了丰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也引发了究竟如何评价市场化过程中关系作用的变化趋势的学术论争（Bian，2018）。由于论争的历史起点是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所以我们选择这一起点展开讨论。 （一）改革开放前的关系作用 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是公有制一统天下，经济资源的统分统配是主要的体制特征。这一体制特征的社会行为意义可从城镇劳动力资源的统分统配得到一些基本的认识。1956年开始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开启了劳动力的统筹分配政策，国家控制并集中分配城镇工作岗位，职业终身制和劳动力使用的“单位所有制”并举，由此产生的“充分就业”和“大锅饭”式的经济平均主义，被错误地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吴敬琏，2002）。当时，“服从分配”是普遍的社会行为规范，而“自谋职业”则是极少数伤残贫弱居民以个体劳动者身份来获得生活来源、维持生计的一种补充性制度安排。数据表明，在“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即将开始的1978年，全国城镇劳动力的99%以上都安置在全民所有制部门和集体所有制部门，个体劳动者不足1%（国家统计局，1984）。 上述制度安排被国际学界称之为社会主义再分配制度（Szelenyi，1978）。该制度下，直接生产者（工人、农民、其他劳动者）将其生产剩余全数上交国家，国家按照计划目标沿着行政“条块”体系由上至下分配人、财、物等各种经济资源，统一管理产、购、销等各种经济运行环节（Bian，1994）。根据魏昂德（Walder，1986）对于国有企业的研究，再分配经济造就了一个“组织化依赖”的社会运行体系：单位依赖国家以获得各种再分配资源，职工依赖单位以获得吃穿医住行等生活必需品，个人依赖对党的忠诚和对直接领导的追随而获得政治上的认可、事业上的机会、物质上的优惠。在魏昂德看来，最后一种组织化依赖尤为重要，因为个人对于政治核心的依赖程度决定着他们的生存机遇，其关键机制就是“工具性的特殊主义关系”（instrumental particular-ties）的建立和运用。也就是说，个人通过与上级领导建立稳定的特殊主义关系，完成工具性交换，实现个人利益的满足。魏昂德将这种特殊主义称为“有原则的特殊主义”（principled particularism），即对政治信仰的忠诚在实践中变成了对单位领导的个人忠诚。 对于改革开放前的普通公民而言，由于资源再分配是国家主导的、各级干部执行的，因此利用个人与各级干部的私人关系获得再分配资源成为一种体制性的特征，无论是城镇工作单位，还是农村人民公社，皆为如此（Bian，1994；Yang，1994；Yan，1996；Kipnis，1997）。城镇职业工作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再分配资源，引发了很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在工作分配的过程中，国家劳动部门首先按照教育水平和职业培训将城镇等待分配的青年统一配置到不同的工作单位，这些青年人在各个单位内再分配一份具体的工作，为此他们的关系作用发生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动员可能的关系力量进入一家“较好”的单位，然后是动员可能的关系力量在单位内部获得一份“较好”的工作岗位（Bian，1997）。 什么是“较好”的单位和岗位呢？其标准当然存在个体差异，但对于每位等待分配的青年而言，他们对于“较好”的单位和岗位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期待，问题是决定这个期待高低的关键要素并不在于个人教育水平，而在于能否有一个“关系人”在单位和岗位分配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Bian，1994）。职业分配是这样，其他资源分配也是这样。杨美惠（Yang，1994）将掌握分配资源的“关键人”称作“看门人”，而她在中国城市的观察表明，所有的再分配资源都有“看门人”守护，而与“看门人”建立了私人关系，人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种种限制，获得这些再分配资源，小到包括国营商店出售的瘦肉、门诊医生开具的病假条、一张确定班次的火车票、预定任何酒店房间的单位介绍信，大到家用电器购买证、住房指标、岗位调动名额、晋升机会等等。由于和“看门人”建立私人关系的核心机制是礼品交换，所以杨美惠称毛时代的再分配经济为“礼品经济”（gift-econo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