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9)05-0067-09 “根据艺术同艺术家的关系，而不是根据它同外部自然界、或听众、或作品本身内部需要的关系，来提出和回答美学问题，这是近几十年来现代批评特有的趋势，而且仍旧是今天很多、甚或是大多数批评家的癖好。”[1](P2)艾布拉姆斯所说的这种浪漫主义的癖好，在分析《聊斋志异》这一类具有浓郁抒情意味的作品时，具有不容忽略的优越性。不过，从这个角度研究《聊斋志异》的学者，偏于从经济人蒲松龄的角度把握《聊斋志异》，在有所创获的同时，也形成了若干习焉不察的误解。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过于强调蒲松龄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并依据其描写来给科举制度定性。 英国批评家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曾将艺术家的个性分为生活个性和艺术个性两个层面，而强调艺术个性的主导地位和重要性。他认为：“诗人所以能引人注意，能令人感到兴趣，并不是为了他个人的感情，为了他生活中特殊事件所激发的感情。”[2](P137)“对于诗人具有重要意义的印象和经验，而在他的诗里可能并不占有地位；而在他的诗里是很重要的印象和经验，对于诗人本身，对于个性，却可能并没有什么作用。”[2](P136)艾略特所说的“他个人的感情”，相当于“生活个性”，所说的“他诗里的感情”，相当于“艺术个性”。从生活个性和艺术个性两个相互关联而有区别的层面来把握一个艺术家，并充分注意其艺术个性的主导地位，才是妥当的。就蒲松龄而言，他对美的痴迷与执着，他对中国志怪传统和文言小说叙事传统的改造，理所当然应处于解读的中心位置。 拙见以为，在《聊斋志异》的研究中，引入人文经济学的视角，有助于深入考察生活个性与艺术个性的辩证关系。人文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人不仅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①经济人是有着明确的利益需求的人，经济道德的特征是在不损人的前提下追求自利。而社会人则不仅追求自利，还有对他人的同情心，对社会的责任感和文化信念，由此形成了人格道德。在人文经济学的视野下考察《聊斋志异》，兼顾经济人蒲松龄与社会人蒲松龄两个层面，可以对蒲松龄的生活个性、艺术个性获得较为深切的认识，可以对《聊斋志异》获得较为深入的解读。 一、经济人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的科举批判 从经济人的角度看，蒲松龄一生最大的利益需求，莫过于获得科举功名。在明清时代，士农工商仍是基本的职业划分，而士的社会地位最高。科举功名与士的社会地位之间，几乎是一种画等号的关系。《聊斋志异·镜听》写科举时代的世态炎凉，就折射出了科举功名在那个时代的特殊分量。“益都郑氏兄弟，皆文学士。大郑早知名，父母尝过爱之，又因子并及其妇；二郑落拓，不甚为父母所喜，遂恶次妇，至不齿礼：冷暖相形，颇存芥蒂。……于是二郑感奋，勤心锐思，亦遂知名。父母稍稍优顾之，然终杀于兄。……闱后，兄弟皆归。时暑气犹盛，两妇在厨下炊饭饷耕，其热正苦。忽有报骑登门，报大郑捷。母入厨唤大妇曰：‘大男中式矣!汝可凉凉去。’次妇忿恻，泣且炊。俄又有报二郑捷者。次妇力掷饼杖而起，曰：‘侬也凉凉去!’”[3](P1649)一个人是否在科举考试中得意，不仅关乎个人的地位，也关乎家人的地位。蒲松龄对之怀有热切的向往，也是人之常情。加上他天资甚好，家庭有读书的传统，他把科举功名视为人生的主要目标自是题中应有之意。 在科举之路上，蒲松龄也曾有过欣喜：十九岁那年，他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被录取为生员(俗称秀才)，一时踌躇满志，充满自信。他的好友张笃庆，也是因为学政施闰章的赏识，少年进学，在当地的书生中声名鹊起。两位春风得意的好友，再加上同邑的李尧臣(字希梅)、王甡(字鹿瞻，张笃庆表兄)等人，兴高采烈地结了“郢中社”，一方面寄兴诗词，一方面研讨举业。那个时候，他们期许甚高，大有“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气概。 蒲松龄和他几位朋友的豪情壮志，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被怀才不遇的愤懑所取代。他们每隔三年，就去参加一次乡试，总是满怀希望而去，却又失意垂首而归。《聊斋志异·王子安》一篇，写那种铩羽而归的苦闷和悲哀，入木三分，一部分就是蒲松龄本人心理状态的写照。其痛苦不仅在于，直上青云的人生之梦一次次破灭，还在于，对于一个闻名乡里的读书人来说，这种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尴尬，三番五次地将他置于窘迫境地。失望的次数越多，内心的悲凉越甚。随着蒲松龄由当初自信功名乃囊中之物，到疑信参半，到五十而知天命，到终于放弃，他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追问：我蒲松龄何以不能中举？在习惯性地将屡试不第归于命运之外，他还寻找到了几种与他的生活境况相关的原因。具体考察蒲松龄对这几种原因的说明，我们对经济人蒲松龄及其对科举考试的不满可以获得比以往更加恰切的认识。 蒲松龄设想的第一个导致他屡试不第的原因，是家境贫寒，使他不能潜心读书备考。 蒲松龄长子蒲箬《柳泉公行述》曾叙及蒲松龄因生活贫困而不能集中心力于科举考试的窘境：“先父天性慧，经史过目皆能了，处士公(指蒲槃)最钟爱之。十九岁弁冕童科，大为文宗师施愚山先生之称赏。然自析箸，薄产不足自给，故岁岁游学，无暇治举子业。”[4](P1817)所谓“游学”，指的是坐馆，靠设帐授徒的收入养家活口；因忙于教授生徒，故“无暇治举子业”。即其《子笏》诗所云：“我为糊口芸人田，任尔娇惰实堪怜。几时能储十石粟，与尔共读蓬窗前。”[4](P545)或如其《咏怀》诗所说：“谋生计拙类鸠巢，鬓影双蓬短发交。岁月已随人事改，诗书总为世缘抛。”[4](P487)《聊斋志异·贾奉雉》一篇，写贾奉雉因耻于以陋劣之文考中进士，遂遁迹山丘。后因尘缘未断，重回人间，为生计所迫，只得再入科场。“是岁，试入邑庠。邑令重其文，厚赠之，由此家稍裕。”[3](P2469)蒲松龄在篇末感慨说：“贾生羞而遁去，此处有仙骨焉。乃再返人世，遂以口腹自贬，贫贱之中人甚矣哉!”[3](P2470)把参加科举考试的原因归结为“贫贱中人”，恰好说明了科举考试与经济收入的密切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