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人文化视野中的《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①。程晋芳称“《外史》纪儒林”②，卧闲草堂评曰：“名之曰儒林，盖为文人学士而言。”③庚辰花朝天目山樵《识语》中说：“是书特为名士下针砭，即其写官场、僧道、隶役、倡优及王太太辈，皆是烘云托月，旁敲侧击。”④作为一部以清代前中期士林生活为题材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对明清时期知识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山人文人，以及弥漫于当时社会上下、渗透进社会“毛细血管”的“山人气”，同样有形象具体入木三分的刻画，这也是构成《儒林外史》艺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然对于这一问题，迄未见学人加以探讨。

       一、《儒林外史》因何写及“山人”

       晚明冯梦龙辑《挂枝儿》中，有《山人》歌一首：“问山人，并不在山中住。止无过老着脸，写几句歪诗。带方巾称治民到处去投刺。京中某老先，近有书到治民处，乡中某老先，他与治民最相知。临别有舍亲一事干求也，只说为公道没银子。”⑤由此民歌，约略可觇知“山人”文人的基本特色：自称山人却不住在山中；自封诗人，勉强可算做文人；狐假虎威，喜欢藉交往官员自重；游走官府，帮闲篾片，目的无非为秋风射利。

       “山人”一词，见于古代典籍文献甚早，《左传》“昭公四年”中有记载曰：“自命夫、命妇，至于老疾，无不受冰。山人取之，县人传之，舆人纳之，隶人藏之。”⑥此处之“山人”，或称虞、山虞、司木，乃掌管山地政令、管理山林的官吏。《晋书》卷七十四《桓彝传》中记载：“苏峻之乱也，彝纠合义众，欲赴朝廷。其长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人易扰，可案甲以须后举。”⑦此处之“山人”，指山中百姓。《南史》卷四十一中记载：“会稽孔珪家起园，列植桐柳，多构山泉，殆穷真趣，钧往游之。珪曰：‘殿下处朱门，游紫闼，讵得与山人交邪？’”⑧此处之“山人”，指在野士人、隐逸之流。迄唐朝社会，“山人”为数已夥，其成分庞杂，举凡星象、医药、书画、音乐诸类技艺，擅其一者，即可谓之“山人”。宋、元时期，“山人”构成亦如唐朝。然南宋末叶诗人之干谒谋食，则已开明清山人先河。如宋末元初方回，在《瀛奎律髓》卷二十评江湖诗人戴复古《寄寻梅》，有云：

       盖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尺书，奔走阃台郡县糊口耳。庆元、嘉定以来，乃有诗人为谒客者，龙州刘过改之之徒不一人，石屏亦其一也。相率成风，至不务举子业，干求一二要路之书为介，谓之阔匾，副以诗篇，动获数千缗，以至万缗。如壶山宋谦父自逊，一谒贾似道，获楮币二十万缗，以造华居是也。钱塘湖山，此曹什佰为群。阮梅峰秀实、林可山洪、孙花翁季藩、高菊九万，往往雌黄士大夫，口吻可畏，至于望门倒屣。⑨

       明清之际的钱谦益，在其《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说：“本朝布衣以诗名者，多封己自好，不轻出游人间，其挟诗卷、携竿牍，遨游缙绅，如晚宋所谓山人者，嘉靖间自子充始，在北方则谢茂秦、郑若庸等，此后接迹如市人矣。”⑩可谓敏锐捕捉到了南宋末期“山人”的变化，并准确揭示出明嘉靖以后“山人诗人”群体的崛起。从最初的山林之官，到山中之人、山野草民，再到不仕的士人、隐士，递嬗演变，至明代中后期，一个以不仕、多艺、能诗、好游、不事治生、以诗干谒为特征的山人知识群体崛起，并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山人文化的存在。

       首先，山人数量急遽增长。所谓“山人如蚊”(11)，“近来山人遍天下”(12)，“山人之名本重……不意数十年来出游无籍辈，以诗卷遍贽达官，亦谓之山人。始于嘉靖之初年，盛于今上之近岁”(13)，“有明中叶以后，山人墨客，标榜成风，稍能书画诗文者，下则厕食客之班，上则饰隐君之号，偕士大夫以为利，士大夫亦偕以为名”(14)，均言其广为社会瞩目，社会影响之大。其次，产生了具有标志性的山人，并形成山人文化。山人之知名者，如王穉登、陈继儒、李渔等。《列朝诗集小传》记王穉登曰：“吴门自文待诏殁后，风雅之道，未有所归，伯榖振华启秀，嘘枯吹生，擅词翰之席者三十馀年。闽粤之人，过吴门者，虽贾胡穷子，必蹐门求一见，乞其片缣尺素，然后去。申少师以元相里居，晚年颇交相推重，轩车造门，宾从填咽，两家巷陌，殊不相下。伯榖奖引寒素，敦笃故旧。”(15)记陈继儒云：“娄东四王公雅重仲醇，两家子弟如云，争与仲醇为友，惟恐不得当也。玄宰久居词馆，书画妙天下，推仲醇不去口。……于是眉公之名，倾动寰宇。远而夷酋土司，咸丐其词章，近而酒楼茶馆，悉悬其画像，甚至穷乡小邑，鬻粔籹市盐豉者，胥被以眉公之名，无得免焉。直指使者行部，荐举无虚牍，天子亦闻其名，屡奉诏征用。”(16)均俨然为文化界的旗手。山人之著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增定玉壶冰》曰：“山人墨客，莫盛于明之末年，刺取清言，以夸高致，亦一时风尚如是也。”(17)具体如陈继儒，“延招吴越间穷儒老宿隐约饥寒者，使之寻章摘句，族分部居，刺取其琐言僻事，荟蕞成书，流传远迩。款启寡闻者，争购为枕中之秘”(18)。清初李渔，著有堪称休闲文化经典的《闲情偶寄》。清代史学家赵翼《廿二史劄记·明代文人不必皆翰林》论明代以后文化之变化，有云：“唐、宋以来，翰林尚多书画医卜杂流，其清华者，惟学士耳。至前明则专以处文学之臣，宜乎一代文人尽出于是。……而一代中赫然以诗文名者，乃皆非词馆……并有不由科目而才名倾一时者，王绂、沈度、沈粲、刘溥、文征明、蔡羽、王宠、陈淳、周天球、钱榖、谢榛、卢柟、徐渭、沈明臣、余寅、王穉登、俞允文、王叔承、沈周、陈继儒、娄坚、程嘉燧，或诸生，或布衣山人，各以诗文书画表见于时，并传及后世。回视词馆诸公，或转不及矣，其有愧于翰林之官多矣。”(19)揭橥明代以后，以诗文知名者，多非词馆出身，甚至多有不从科举出身的现象，而布衣山人，每每卓然见称于世，以诗文书画，享誉海内，才名倾动一时，为世人熟知。其三，山人诗人，集中涌现于江南地区。明人邹迪光《与陈小翮》中说：“今之为山人者林林矣，然皆三吴两越，而他方殊少，粤东西绝无一二。”(20)李维桢《俞羡长集序》中说：“大江以南，山人诗人如云。”(21)又其《戴瞻侯诗题辞》中说：“今之所谓高士者，皆名山人。而山人多以诗自高，要以冀荐绅唇齿为糊口计，诗亦不必合作。此其风莫盛于江左，而吾楚顷多有之。”(22)山人诗人或生于江南，或流寓于江南，或频频出没、游历于江南，江南成为山人诗人的大本营、集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