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9)07-0097-07 一、问题的提出 高层次人才通常指生产知识、享有盛誉及主导学科发展的少数学术精英。在这一意义上，一国最高学术称号获得者(如美国科学院院士、德国讲座讲授)、国际顶尖奖项(如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获得者、国际公认著名奖项(如沃尔夫奖、邵逸夫奖、阿贝尔奖、肖邦奖)获得者便是高层次人才之所指。由于这些处于学术系统顶端的高层次人才具有较强的学术生产力，他们往往成为生成一流学科和提升大学声誉的关键因素。[1]于是，对高层次人才的争夺几乎成为现代国家的共同行动。[2]克拉克(B.R.Clark)和图雷内(A.Touraine)认为，除了大学自身外，“社会(市场)和政治(国家)是形成高等教育现代史的两股重要力量”[3]。这意味着，代表政治的国家权力、代表社会的市场权力和来自大学的组织权力构成了现代高等教育系统的权力结构。 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中，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经历了从德国向美国的转移。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大学排名的兴起掀起全球范围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的高潮。在这场全球高层次人才争夺大战中，上述三种权力的影响力在美国与德国大学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美国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的动力主要源自大学发展的内在需要，以及由此形成的完善的市场机制。德国政府因其拥有高等教育资源的绝对配置权而成为这场人才竞逐大战的重要行动者。阿什比(E.Ashby)曾指出，“大学的兴旺与否取决于其内部由谁控制”，克拉克由此追问：“由大学的直接环境中的人控制和专门由高等教育系统中自己队伍内部的人控制，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呢？”[4]由此，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便是，在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具有“不同的结果”的国家，其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中国家权力、市场权力和组织权力是如何影响大学发展的？ 目前关于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才流动的动态过程(流动方向)[5]、流动的结果(分布)[6]及原因[7]上。只有极少数研究关注到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中的权力问题，如伯勒斯(B.Bilecen)等人的研究发现，受国家实力、经济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学术流动主要指向北半球国家，故而加剧了全球范围的人才分化。[8]可以说，已有研究并没有系统回答上述问题。在福柯(M.Foucault)看来，“我们需要具备一种对我们当前状况进行认知的历史意识”[9]。故此，我们只有深入到美国和德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代史中，比较两国在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中三种权力的运行差异及其对大学发展造成的不同影响，才能深刻地理解国家权力、市场权力与组织权力的差异及其影响方式。这也是我们探索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的一个新的视角。 二、美国与德国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中国家权力的影响差异 在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其“先大学、后国家”的历史进路决定了国家权力在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中始终是一种边缘化的存在。可以说，美国大学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是在大学应对环境变化的过程中根据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自主发起的行动，国家意志和意愿难以替代大学的自我管理。甚至当国家试图运用强制性公共权力触碰大学引进高层次人才事务时，也总是难以如愿。二战结束后，麦卡锡主义使得美国联邦政府企图更多地干预大学内部学术精英的流动及其意识形态，这直接激起了大学与高层次人才的抵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几位资深教师因拒绝忠诚宣誓而辞去终身教职，伯克利分校也因而受到牵连，迅速失去了吸引世界一流科学家的竞争力。[10]哈佛大学校长博克(D.Bok)在代表其他大学校长表达对联邦政府干预的不满时指出，对于大学而言最为重要的一项自由便是“决定谁可以教的自由”。[11]在大学自发生成的高层次人才引进的行动逻辑中，大学可根据其内在的学术发展需要聘用任何一位学者而不受外部权力的控制。这种强大的自生力量将国家权力置于一种游离的边缘化状态。 与美国相异，国家权力是德国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中权力结构的主导。伴随着民族国家的不断强盛，国家权力成为影响德国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的一股关键力量。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鉴于由教会控制的大学时时上演“合法性危机”，德国政府开始主张对大学掌握控制权。为了实现对大学的控制，德国政府开始以一种理性化使者的姿态治理大学，其中任命学者是国家对大学改造的重点之一。为将任命学者事务纳入理性化治理的轨道，德国政府引入了“贤能治理”制度，并塑造出一套相对客观的标准来评判学者的学术能力，以取代由教会控制的学者任命世袭制。[12]1787年专门负责学者任命的国家机构——最高学校理事会的建立，标志着国家权力控制大学学者引进事务的制度化。政府随即要求大学聘请那些“声誉卓著”的学者，并熟练地通过提供高薪、授予教席等手段控制大学任命高级学者[13]，这塑造出日后德国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中强调国家威权主义而非服务主义的治理范式。譬如，德国政府不仅设定了德国大学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数量(增设1300个教席)，还框定了所需高层次人才的类型(设定重点发展领域)；此外，作为联邦附属机构的德国科学委员会(Wissenschaftsrat)更是将“欧洲研究区”(ERA)的建立解读为政治需要推动下的行为。[14]因此，国家权力主导了德国大学高层次人才的引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