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入口到出口：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影响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章编号]1003-8418(2019)08-0047-12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是影响社会成层的重要因素，具有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人们的教育经历决定着学历和专业，在当今越来越注重学历和分工专业化的社会，教育程度和教育类型极大程度地决定了人们的职业选择，进而影响他们的未来收入和社会地位[1]。接受教育，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能够增加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子女的人力资本，继而为其提供进入职业金字塔顶层的机会，以此实现“鱼跃龙门，跳出寒门”梦。高等教育扩张至今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快速上升到2016年的42.7％，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在校生数从1998年的不到700人上升到2016年的2530人，中国人均GDP从1998年的6860元上升到2016年的53980元。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肯定高教扩招20年来我国在扩张教育规模、提高人才素质和追求经济增长等方面的成绩，但也不能忽略随之而来的教育公平问题。

       究竟高教扩招是否促进了阶层流动，维护了社会公平呢？如果高教扩招在实际上发挥了促进阶层流动的功能，那么社会应该是更加公平的。可是观察图1发现，在高教扩招效果最明显的2010年以前这段时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非但没有下降反倒呈现上升态势，而在高教扩招效果较为平缓的2010年以后则出现了下降趋势。

      

       图1 2003-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和高教扩招效果

       数据显示，高校扩招似乎并没有实现预想中的促进社会公平。以往学者针对该问题进行了较为丰富的实证分析，既有研究表明教育扩张虽然促进了代际流动，但是社会下层实现地位提升的相对地位没有改善，教育扩张甚至加重了已存在的教育机会不均等，使其无法带来更多代际流动[2]。也有研究持乐观态度，研究发现反映机会均等程度的“高等教育机会基尼系数”呈现出随时间明显降低的趋势，高校学生在城镇不同经济状况人群中分布的均等性明显改善[3]。由此可以看出，在高教扩招20年的背景下，家庭背景是否仍然成为限制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重要屏障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定论，这与以往研究只关注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公平的某一环节的影响机制有关，并没有从全局视野出发去探讨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每一环节的作用机制，因此导致在该问题上的“各说各有理”的矛盾现象。本文正是基于以上研究基础和现实需要，在高等教育扩张20年的时代背景下，拟从全过程的视角考究家庭背景对于高等教育从入口公平、过程公平到出口公平的影响，并进一步厘清在高等教育不同阶段由于先赋性家庭背景因素引起的不均等的影响来源和作用机制，从而为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维护社会公平的功能献策建言。

       二、文献综述

       (一)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入口公平的影响

       随着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推行，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都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进入大学学习。虽然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数量大大增加，但这并不代表不同家庭背景孩子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程度的改善。以往的文献表明，来自优势家庭背景的孩子在进入高等教育机会上仍然具有绝对优势。比如文东茅使用全国性高校毕业生调查数据对家庭背景对子女就读院校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来自高社会阶层的孩子获得高等教育入学的机会以及进入重点高校的机会均要显著更高[4]。侯龙龙等人在中国高等教育逐渐进入大众化阶段的背景下，利用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大学毕业生就业意向与就业行为”课题组的调查数据，对父母亲的教育背景对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数量和质量公平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父母亲的教育背景越好，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层次越高，接受高等教育的质量也越高[5]。国外学者也得到相似的结论，比如法国学者布迪厄等人对法国、波兰、匈牙利等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问题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各国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中分布差异非常悬殊。高层员工儿子进入大学的机会是从事农业工作者儿子的80倍，是普通工人儿子的40倍，是中层员工儿子的2倍[6]。

       在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的背景下，高等教育机会的数量差异将逐渐缩小，质量差异的重要性将愈加凸显[7]。该观点也得到了以往实证研究的支撑，比如，谢作栩和王伟宜的研究发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不仅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产生正向影响，而且对子女所上的院校层次也有很大的正向促进作用[8]。沈艳和张恺基于2013届高校毕业生的调查数据，对家庭教育背景、家庭职业背景、家庭经济背景和家庭城乡背景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家庭背景较好的学生进入“211”院校的优势更明显。进一步的计量回归分析发现，父亲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受教育程度高、家庭人均年收入多的学生进入“211”院校的概率显著更高[9]。杜桂英采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研究”课题组于2009年6月进行的第四次问卷调查结果对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上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家庭背景对学历层次以及“211”高校的入学机会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10]。McPherson和Schapiro采用美国大学新生调查数据考察不同收入阶层学生入学变化，发现低收入学生集中在社区学院，而中高收入阶层学生主要集中在四年制大学[11]。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由于家庭背景差异带来的子女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程度甚至会进一步强化。James将澳大利亚1991-1997年高等教育学生调查数据与1991年人口普查数据对比，发现尽管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增加了，但是弱势群体如农村学生所占比例却下降了，而且这些来自弱势群体的学生主要进入那些新建而且是低档次的大学，他们在就业前景良好的专业内所占的比例更少[12]。有学者对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入学机会的差距主要源自长期因素带来的学习能力上的差异[13]，杨东平在其《我国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研究》报告中也提到具有更多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优势阶层子女得到越来越多的学习机会，因此较多地分布在重点学校和优势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