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成绩显著。据测算，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50％以上，按照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即将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尽管马丁·特罗的理论对中国本土的适用性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迈入普及化阶段的我国高等教育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需要理性思考与主动应对。 一、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特征 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具有其特定的理论特征，在实践中也因国情的不同而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厘清迈入普及化阶段的我国高等教育的理论特征和实践特征，是应对新的挑战和机遇、推进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理论特征 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者马丁·特罗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高等教育多样性为依据，将高等教育划分为精英(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以下)、大众化(毛入学率在15％～50％之间)、普及化(毛入学率在50％以上)3个阶段。英国学者约翰·布里南阐述了高等教育3种形态的区别，认为精英阶段的教育是为塑造统治阶级的头脑、性格和角色做准备，大众化阶段的教育是为更广范围的传播专业技术和培养经济精英角色做准备，而普及化阶段的教育是为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和技术变革[1]。随着世界高等教育实践的发展，高等教育普及化理论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1998年马丁·特罗对高等教育教育普及化的内涵进行了修正和重新解读。他认为高等教育普及化不仅是入学人数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带来高等教育经费、组织和管理的变化[2]。1981年，我国著名教育学家滕大春先生最早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概念引入我国[3]，20世纪90年代在学界引起反响，并逐步影响到我国的高等教育决策和规模扩张的进程。 根据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将产生显著的特征变化，包括高等教育的规模、院校的多样性、入学和选拔的政策、管理和行政、课程和教学形式以及学术标准等。一是规模的变化，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之后，超过50％的家庭都能将子女送入高等教育机构；二是教育观的转变，普及化阶段接受高等教育将从精英阶段某些群体的特权、大众化阶段人民群众的权利转变为国民的义务；三是功能的转变，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功能从精英阶段塑造统治阶级的心智和个性、大众化阶段培养技术精英转向为大多数人面向未来的生活做准备；四是课程和教学形式的转变，普及化阶段仍然会保留模块课程，但教学结构日渐式微、课程界限将被打破，师生关系更加依赖于现代化信息技术进行辅助教学；五是学生经历的变化，普及化阶段学生延迟入学的现象较为普遍，学生辍学的现象层出不穷，大多数学生将会拥有就业的经验；六是多样性特点，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机构更加趋向多样性，没有共同的标准，或者说传统的标准本身正在受到挑战和怀疑；七是管理与决策的变化，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决策受到统治阶层、利益集团和雇主、毕业生、教师和学生、学者等多元利益群体的影响；八是学术标准的变化，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学术标准更多依赖教育经验的“价值增值”；九是入学和选拔制度的变化，普及化高等教育对所有希望入学或者有资格入学的人开放，其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个人是否自愿入学；十是学术管理形式的变化，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管理聘请越来越多的全日制专家进行管理，越来越依赖数据材料进行成本与收益的评价；十一是内部治理的变化，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日益趋向于多元协同治理，但是价值观、政治价值和利益的冲突也将会削弱大学的自主权[4]。 总之，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结构、功能、标准将日趋多元，高等教育公平的内涵也将逐步拓展，迈入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不仅体现数量上的标准和要求，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的内涵与意蕴的质的差别。当然，马丁·特罗多次表示，精英、大众、普及化高等教育的三种阶段划分只是一种理想型的划分，进入普及化阶段并不意味着前一个阶段形态和模式的消失，三种形态或者教育模式依然会保存在一些高等教育机构中，不同类型的学校的精英教育或者大众化教育形态表现会有所不同。 (二)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实践特征 从近2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进程不难看出，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符合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特征，但是同时，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过程也因国情不同而呈现出其独特的实践特征。 1.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是一种计划性的规模增长过程，是以政府政策导向驱动的教育变革，即通过国家制定数量化目标的方式实现高等教育规模扩张。1998年，教育部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中提出，到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接近15％；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做出扩大高校招生的重要部署，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快车道；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提前跨入大众化阶段。《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达到40％；2018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2019年将超过50％，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可以看出，1998年开始的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的政策以及之后的一系列教育规划和政策，都将高等教育规模增长作为国家教育发展的目标之一，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时间较短。1998年我国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到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9.8％达到15％，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仅用了4年时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02年的15％到2019年的50％，只用了17年的时间。而美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到普及化发展阶段用了30年。从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来看[5]，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展是一个相对平稳的上升趋势，而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在近20年保持了快速的增长，比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增速水平要高出很多，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实现了规模上的跨越式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展也会带来质量、就业等问题的隐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