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由来与发展

       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肇始于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发生在俄国的突厥语穆斯林运动。①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结束后，俄国突厥语穆斯林运动因遭到政府打压而丧失生机，泛突厥主义也随之进入低潮。然而，在俄国衰落的泛突厥主义传入了奥斯曼帝国，并在那里积聚力量后多次向俄国及后来的苏联、独联体国家反扑。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发展状况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区域国别研究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关系研究议题。当然，泛突厥主义问题非常复杂，不仅涉及俄罗斯、土耳其、中亚国家、新疆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和作用。本文仅尝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泛突厥主义进行研究，在对俄罗斯、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美国等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文献研究、比较研究、案例研究等方法，梳理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发展的脉络，并探讨以下问题：一是泛突厥主义在传入土耳其后是如何实现本土化发展的；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政府是如何在本国内外政策中利用泛突厥主义的；三是冷战后，土耳其和其他突厥语国家如何看待泛突厥主义；四是当前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发展状况如何。

       一、国内外学界对泛突厥主义的研究

       大约自20世纪20年代起，国外学术界开始对泛突厥主义进行研究。当时主要是苏联学术界从官方意识形态出发，把它批判为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代表作是1931年出版的《俄国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概论》。②苏联学术界的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并深刻影响到我国学术界。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泛突厥主义研究有了新进展，在内容和研究导向方面均出现了一些变化。

       国内对泛突厥主义的关注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但主要是零星的官方表态，如时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杨增新曾多次下令防范泛突厥主义在新疆传播，但缺乏系统性学术研究。新中国对泛突厥主义的研究和批判主要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时组织了对“双泛”(即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较为系统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其中，关于泛突厥主义的研究主要涉及它与奥斯曼主义和凯末尔主义的联系和区别，以及它在俄国、土耳其和新疆的传播和发展等。③但应指出，这些研究主要针对泛突厥主义初期的思想和行为，对其之后的变化关注很少。近年来，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潘志平、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昝涛等学者在泛突厥主义特别是其对新疆分裂主义影响的研究方面取得新的进展。④如对泛突厥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研究方面，除伊斯梅尔·加斯普林斯基smail Gasprinskiy)外，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玉素甫·阿克楚拉(Yusuf Akchura)、兹亚·乔加勒普(Ziya Gkalp)、土尔汉·亚兹干(Turan Yazgan)、拉马赞·奥泽(Ramazan zey)等人。总体而言，国内学者从反新疆分裂主义斗争的视角对泛突厥主义的批判，既有一定的理论高度，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还推动学界更加重视对泛突厥主义发展历程及其作用的探讨。但是，对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发展状况的研究方面，国内学界主要集中在泛突厥主义从土耳其传入新疆这一个历史阶段，对其20世纪在土耳其内外政策中地位和作用关注不足。

       国外关于泛突厥主义的研究成果很丰富，主要来自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学术界，并且以它们为代表分别形成了观点明显不同的两个阵营。

       苏联解体后，由于泛突厥主义在俄罗斯境内及某些周边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影响，以及俄境内突厥语民族政治地位和独立自主意识的增强，俄政府对泛突厥主义在其境内外的传播和发展一直保持着警惕并努力防范，学术研究的主导思想亦是如此。与苏联时期不同，俄学术界的研究已脱离意识形态，更多是从国家安全和统一角度，研究泛突厥主义及其新形式，如泛突厥主义的主要内容及演变、在20世纪初俄国穆斯林问题中的作用、泛突厥主义对俄罗斯的威胁、与土耳其对外政策的关系、“新泛突厥主义”、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突厥国家峰会、突厥国家合作委员会等问题。⑤在应对泛突厥主义问题上，亚美尼亚是俄罗斯的盟友。亚美尼亚人是奥斯曼帝国实施泛突厥主义思想的直接受害者，沉痛的民族灾难和难以化解的历史积怨使亚美尼亚学术界对泛突厥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任何现象都持否定立场。早在1928年，亚美尼亚知名社会活动家沙汉·纳塔利(Shahan Natalie)出版的《从安卡拉到巴库的泛突厥主义与土耳其的目标》⑥一书，并于1991年和2013年再版，该书是亚美尼亚学界批判泛突厥主义代表性著作。整体而言，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学术界对泛突厥主义的研究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

       在泛突厥主义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上，土耳其、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基本上属于另一阵营。苏联解体后，土耳其国内大多数支持泛突厥主义思想的政治组织和团体越来越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泛突厥主义性质，土耳其政府也在竭力避免使用带有泛突厥意味的词汇，而是使用“欧亚主义”“突厥世界”“突厥—伊斯兰统一学说”“突厥一体化”等说法。上述现象也出现在土耳其学术界中，例如，马尔马拉大学教授拉马赞·奥泽的专著《世界舞台：突厥世界》就充满泛突厥主义的内容。近年来，在官方的推动下，土耳其学术界努力联合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学者共同构建“统一突厥文化”，特别是建立国际突厥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Turkic)、编写统一的中小学历史、地理和文化教科书。例如，2017年，国际突厥研究院用土耳其语、哈萨克语、俄语三种语言正式出版《突厥通史》一书，作为八年级中学生的教科书，而地理和文化方面的教科书也在编写中。哈萨克斯坦学术界主要从两条路径研究泛突厥主义及其相关内容：一是探讨泛突厥主义在哈萨克人民族国家认同形成中的作用，包括泛突厥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扎吉德运动、鞑靼侨民的活动等；二是研究突厥语国家一体化与当代哈萨克斯坦的外交战略选择，包括土耳其的外交政策、纳扎尔巴耶夫的欧亚学说、突厥国家峰会等内容。⑦相对于土耳其和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学术界对泛突厥主义的研究更加积极，也更加公开。研究的主要内容有泛突厥主义的形成和主要代表人物，俄国、苏联、土耳其、日本和纳粹德国对泛突厥主义的政策，泛突厥主义在阿塞拜疆民族认同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阿塞拜疆在世界泛突厥主义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构建统一突厥标准语的历史必然性等问题。⑧当前，上述主要突厥语国家同书一部历史、重塑共同突厥价值观的做法集中表现在努力寻求学术支撑，为此展开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涉及泛突厥主义的相关内容，有的研究甚至直接向它借力，有的则存在着歪曲甚至造假史料的现象。这成为泛突厥主义的一种新表现。此外，近年来，美国、欧盟、伊朗及以色列学者愈益从地缘政治、大国博弈的角度研究泛突厥主义及其在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作用，⑨国内学者从这一角度进行的研究还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