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数年来，全球政治思潮经历了突发式的转向。西班牙新兴的极左政党“我们可以”(Podemos)通过大选迅速晋升为议会第三大党。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险些带领希腊退出欧元区。“黄马甲运动”成为法国社会自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最严重的暴力抵抗运动。发迹于互联网的“五星运动”在2018年意大利选举中以31%的得票率一跃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英国脱欧公投的“黑天鹅”以巨大的政治意外暴露了欧洲一体化的深层次后果。德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新选择党”(AfD)在2017年大选中成为德国第三大党，是二战后首个进入联邦议院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特朗普主义”对“政治正确”的肆意嘲弄聚集了被民主、共和两大传统政党遗忘的民粹力量，在他以粗暴的关税手段和贸易惩罚措施来重置全球贸易法则的政策背后，是美国社会对自由国际主义的广泛质疑和对整体性变革的迫切需求。伊斯兰恐怖主义经由ISIS的煽动席卷西亚、中东和北非，并将欧美国家置于切实的安全威胁之下，推动其政治议程快速右转，如发生在法国的多起恐怖袭击推高了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支持率，①2019年2月新西兰基督城的清真寺屠杀事件则是白人右翼群体对上述危机的暴力回应。 来自政治光谱两端的重重压力导致传统政党的政策空间日益萎缩，支撑战后全球经济增长和世界秩序大致稳定的世俗政治意识形态陷入危机。相比之下，激进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新法西斯主义等原本处于政治光谱边缘的思想主张却大行其道。②面对残酷无情的激进式抗争和来势汹汹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国际社会在惊讶之余，往往将另类思潮的涌现视作政治上的“返祖”。由于二战后世界政治运行总体和平，主要国家经历了政治上的长期稳定和经济上富有成果的一体化(全球化)，人们逐渐淡忘了尘封在动荡历史中的激进政治浪潮与民众暴力革命，“温和”、“理性”的协商民主和多边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抗争政治以及暴力。国际观察家虽可指责上述政治思潮的落后、愚昧、褊狭，但严厉的道德声讨本身并不能帮助人们理解这种现象出现的深层次原因，也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应对机制。例如，过去数十年中欧洲主流政治家努力将每一种反对多元文化的主张都钉上“种族主义”的耻辱柱，但种族主义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在现象层面，政治永远存在“不可思议”的成分，社会科学需要解释的恰恰是“不可思议”而非“理所当然”，正因为全球政治思潮的变异看上去如此“不合时宜”，才更加需要学理上的分析和探究。 还有另外一种普遍存在的误读，即以非常规手段寻求政治变革的行动者是错误思想的受害者，少数野心家愚弄了无知的大多数，并使后者误入歧途。这是一种较为“精细”的误读，因为它认识到政治思潮变异的症结在于“人”而并非“主义”，例如《古兰经》。然而，“加害者/受害者”的逻辑过于强调“加害者”的煽动行为，它似乎认为，如果沙特阿拉伯停止资助清真寺和“瓦哈比主义”(Wahhabiyyah)，如果麦地那国际伊斯兰大学能变得更加“国际”而不是更加“伊斯兰”，那么，伊斯兰恐怖主义和人体炸弹事件就会归于沉寂。如果能减少国民阵线在法国媒体上的大肆煽动，如果能将特朗普排除在总统竞选之外，那么欧洲和美国的政治生活就可以回归常态。事实果真如此吗？激进领袖的追随者们的确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愚弄，但是消除少数几个“煽动者”并不能消灭“非典型”政治思潮产生的根源。或许，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一种“不合时宜”的政治主张可以动员大量普通民众？是什么样的结构性因素在帮助“煽动者”取得巨大的成功？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从这一角度所做的分析还相当有限。 正确理解政治思潮激进化的最后一个障碍是，人们倾向于孤立地看待不同地区的极端政治，对激进主义的每一种表达做具体而微的解释，因为在形式上它们是那么的不同：伊斯兰恐怖活动发端于原教旨主义，欧洲民粹政治的重要诱因是移民问题，而“特朗普主义”则反映了美国中下层白人的沮丧。这些解释无疑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它们往往只停留在现象层面，无法形成可对话、可通约的理论认知。当下的世界政治生态释放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政治思潮的急剧“变异”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就事论事”的路径阻碍了人们观察各类“非典型”政治主张背后的同一性结构因素。 本研究试图克服以上不足，将被割裂的世界政治地图拼接起来，使不同地区、不同形式的政治秩序转变呈现为一个有机的、相互关联的整体。政治思潮变异的根源深植于全球资本主义运作的深层肌理，是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成功而不是别的因素，激发了各种形式的“非典型”思潮。本文遵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路径，考察全球化时代国家功能的改变、社会的内在张力以及人的异化。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现象，其核心是资本主义的全球运作，又被称为“全球资本主义”(global capitalism)。③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人、物品和资本的跨地域自由流动，致力于破除政治和社会边界对单一全球市场形成的阻碍。全球资本主义的实践者相信，就某种程度而言，“自由放任”的全球市场从根本上来讲是理性的。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