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丰义教授多年来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对政府机构改革、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企业管理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同时，还主编着一本颇有影响的杂志。日前，记者就如何强化政府自身的管理与监督一题走访了他。这位一想起中国改革的困顿就睡不着觉的花甲老人，果然语出惊人，“政府首先要自己管好自己。政府管好了自己，才能反腐败，才能转变职能，才能指导和推动企业的改革”。 唐教授认为，目前政府部门存在着许多问题，突出的有三个：其一是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作风不过硬。其二是政府机构运转失灵，中央号令经常被扭曲、变形，一级对付一级，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来，结合实际的对策是政府负责任的表现。但是，许多中央政策被扭曲、变形后的对策，倒成了某些政府部门为自己谋“福利”的手段。其三是政府缺乏整顿，放任自流。 这几个突出的问题，在经济生活中都有具体的表现，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甚至于有切肤之痛，但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为此睡不着觉。 ——机构臃肿庞大，管理失效。解放前，一个乡公所有3个人（一个乡长，一个文书，一个勤杂工），现在每一个乡政府光“头儿”就有10多个人，相当于一个加强班。据统计，1800年2900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吏，即2900:1，到1949年，这个数字是297:1，1994年是29:1。1994年以来，全国吃财政饭的机构每年增加上万个，按目前编制而言，全国超编50万人。1978年全国行政费支出是49亿，1990年是333亿，1991年是375亿，1994年达764亿，比1978年增长了14倍，而同期财政收入只增加了3.65倍。各级政府的行政费支出每年都以24%的速度递增，有的年份，有的省市超过了50%，比如1995年北京市的行政费支出超过了前一年的65%。机构冗员使政府正常的收入无法应付如此庞大的支出，养不了就让各地政府自己创收，又制订了各种框架限制人家，逼得人家搞各种歪门邪道。冗员多，闲人就多，鱼龙混杂，不仅“滋养”了大量蛀虫，还“培养”了某些政府官员松、散、懒、私、邪的坏风气。所以不少人坦言道，现行的政府体制“整死能人，养肥耗子”。话虽“过”，但比“不及”要有警戒作用。 ——三乱问题严重，并屡禁不止。对于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问题，媒体虽多有曝光，但大都浮光掠影，对其造成的恶劣影响更是晴蜓点水，未能引起大家的重视。据统计，在1995年预算外收入中全国收费项目多达2569个，违规收入345亿。广东省企业上缴的各种费用（除税收）中，全国与省定的项目只有1/3，2/3是地方自行定的，绝大部分属于地方乱收费。就在这1/3的省级以上立项中又有1/3的项目扩大了收费范围或提高了收费标准。大庆油田的例子令人深思。大庆油田是全国500家大企业中的一家，大庆市政府一年4亿多的行政费支出，未列入国家一级财政，全部由大庆油田来负担。天津亚细亚商城“死”得挺典型，投资1000万，运营3个月，就因为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而倒闭。商城3个月的三乱费加上罚款、送礼，费用合计30余万元。农民就更甭说了……。 唐教授认为，“三乱”的性质很恶劣。它是一种无规则、不规范、不透明的权利集敛，是一种超经济的强制行为。更重要的是它是对市场化改革的反动，是对政府职能的异化。作为职能机构，有的非但不保障市场主体的权益，市场交易秩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直接、任意地摧残生产力。另外，它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极大地降低了政府的威望，国家指令也因此不能顺利贯彻下去。 ——“管理黑洞”，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有人不禁要问，政府自己的钱用到哪儿去了？一方面政府没钱养自己，“三乱”乘机登峰造极，另一方面政府应有的钱却因其失职收不上来。据统计，全国各种实税的损失每年有1000—2000亿。在任何国家里，不管其性质如何，税法都是最严肃的一种法规，只有我国的税法弹性最大。在我国个人所得税实征额只占应征额的5%，私营个体企业本来应按营业额收税，但因为我国尚未建立严格的财务申报制度，也没有建立严格的监察制度，所以目前只搞定额税。有人作过调查，定额税税额只占应征税税额的5%。但就是这5%的定额税都收不上来，收的比例，实征税只占应征税的30%。偷税、漏税、避税、逃税、抗税成了常见的现象。私营企业、集体企业甚至于国有企业80%以上都有上述五种行径。另据统计，假冒伪劣产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全国每年2000亿，压库报损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全国每年1000亿。各地政府大都对假冒伪劣产品明禁暗助，一旦查出来，也是不问青红皂白地付之一炬。再据统计，公款吃喝之风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已公布的数字不难看出这一势态的严重性。1992年我国公款吃喝费用就突破了1000亿，同时期另用其他名目如场地费等费用进行吃喝的又有1000亿。公款娱乐也了不得。东北一中等城市，全市歌舞厅的营业额一天有25万元，其中23万是公款，一年就是7000万，全国像这样规模的城市有600个，仅按一半计算，就是个令人乍舌的数字。又据统计，国有资产每年流失500亿，当然这个数字很难说得很清楚。一路算下来，政府因为渎职每年要有6000—8000亿元的管理漏洞。这还不算每一年海关的损失，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以及每年上百个上百万元的贪污受贿大案造成的损失……而我国财政收入1995年是6100亿，1996年是7300亿，刚刚跟管理黑洞造成的经济损失打了个平手。 那么，政府的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呢？唐丰义教授并没有直接回答记者的提问，而是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他说，拿腐败来说，它的产生要具备两个条件，首先是主观条件即品质不好，想捞一把。但是光有想捞一把的意识并不能造成腐败，另一个客观条件是是否存在使“想捞一把”变成“捞了一把”的环境，这种环境不是别的原因造成的，正是制度缺陷造成的。具体地说，第一他能够伸手，能够捞一把，即有这种机会（比如财务制度上的漏洞，比如权钱交易普遍存在）；第二他伸手之后，受不到应有的打击和惩罚，这一“捞”不用付出任何成本或风险，这就是使好人也能变坏的制度缺陷。因为拿了也白拿，那么白拿谁不拿。所以唐教授说，要想根本解决问题，必须弥补制度上的缺陷，否则就是“野草斩不尽，邪风吹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