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一批懂经营、善管理的经济能人迅速崛起，并在乡村社区政治运作中居于绝对支配地位，形成能人政治现象。 一、能人政治具有基本的社会合理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高速现代化时期。这种高速现代化对中国政治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一方面，由于现代化的基础是经济现代化，因而要求全社会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充分激发社会活力，这也就是经济化政治；另一方面，在高速现代化的剧烈变革过程中，要求保持国家的政治一体化和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这两项要求，具体到乡村社会，那就是一方面必须使广大农民群众脱贫致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要实现对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便具有其特殊的优势。首先，能人的特殊秉赋和才干以及业已积累起来的财富优势，对于带动社区成员走富强之路，实现乡村致富，无疑是得天独厚的。其次，能人治理下的乡村社区，由于其权威强大、权力集中，又能较有效地实现乡村整合，保证乡村秩序。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对农村的治理，不可能单纯依靠国家权力的全面介入。人民公社时期，国家权力对农村的深度介入，虽然维待了乡村刚性的秩序，但却严重地窒息了乡村社会应有的活力，反过来又促使了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因而欲求社会活力与社会秩序的协调和均衡，国家必须把乡村能人吸纳到基层公共权力领域，通过这一中介来实现对农村的有效治理。事实上，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之后，全国各地都较为注意吸收农村致富能人入党，并把他们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可以预测，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有效治理的客观要求，能人治理和能人政治现象将进一步在全国农村扩展，成为乡村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较长期的现象。 二、能人政治又有其不可忽视的局限性。能人政治建立在有一个超凡且近乎完美的能人的基础上，因而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带有难以超越的缺陷。 （一）能人政治的基本特征是能人处于社区公共权力的核心和巅峰，支配着整个治理机构的运作，而自身又处于不受制约的地位，由于乡村社会正处于长期性的秩序和规范重构时期，社会运作未定型化，社会制约机制乏力在村社会的不同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主要表现为；(1)国家控制相对减弱。在国家权力从乡村社会相对退出之后，在不少地方，乡村原有的正式组织也随之瘫痪，这样就使国家的权威对乡村社会的有效输入受到影响，对乡村的控制的制约减弱。尤其是在肯定、支持能人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能人必要的引导和管理，导致某些能人的肆无忌惮。(2)民众制约不力。乡村社会自治本身对乡村权力是一种切实有效的制约制度。但在目前一些地方，由于社区发育水平低下，乡村自治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制度安排，其实际运作不畅，因而难以形成对社区公共权力的制约。更为重要的是乡村一般农民群众在崇拜能人的过程中放弃了对权力约束和监督的追求。农民与能人经济组织形成的依附关系，也使民众制约成为不现实(3)权力制约短缺。在村级的公共组织体系内，缺乏专门的权力制约机构，使乡村基层公共权力体系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权力配置不合理，不科学，难以形成权力对权力的有效制约。(4)法律制约受阻。就目前的法律而言，对农村社区权力的运作、监督还缺乏系统的、明细的和可供操作的规定和确认；已有的某些法律、法规在农村的权威能量不大；农民普遍缺乏现代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这些因素都严重地阻碍着法律对权力的制约。(5)论制约不足。由于能人政治的效应，论对能人几乎只有赞誉，少数媒介甚至予以夸张报道，使能人不仅失去社会的必要制约，而且笼罩在神圣的光环之中。(6)自我约束减弱。在原有的社会规范日渐消解，统一的新社会行为规范未确立的环境下，社会个体的社会行为普遍地缺乏应有的规范可循，从而减弱了自律。在此情况下，能人的自我制约防线很容易被突破，从而导致行为偏差。 正因为能人政治缺乏应有的权力制约机制，至少在两个方面容易产生消极后果；其一，容易导致权力的腐败和专制；其二，能人并非“圣人”，决策失误不可避免，其影响和后果特别严重，往往给整个社区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损失。 （二）能人政治由于以经济能人为权力核心，一切社区资源都围绕能人并在能人的意志支配下进行配置，实行权威式的人治治理，因而客观上造成社区民众对经济能人的依附，民众意志事实上很少能介入社区政治的实际运作。然而民众意志对政治生活的广泛介入，恰恰是现代政治的重要标志和特征。这样就使得乡村社区内部的民主发育迟缓，导致社区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甚至不协调或严重脱节。从长期看，这种状况对于乡村政治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三）能人政治的能人内生性，可能导致能人政治的地缘狭隘性，从而可能影响国家政治权威对乡村社区的正常输入。农村的能人内生于社区，社区构成其生存的基本地域空间。由于中国社会结构身份制、单位制和行政制的限制，能人进入基层公共权力领域，也很难突破这些制度化的限制而实现社会地位的自由转换。同时，当代中国乡村社区在人群结构和社会意识上，宗族聚居和传统乡土观念仍是其基本特征。长此以往，能人政治的强大权威与狭隘的乡村血缘、地缘意识相结合，就有可能凝固成一种狭隘的血缘、地缘权力意识，形成事实上的“土围子”政治，使得国家的权威不能正常有效地输入其中，从而使乡村社区某种程度地游离于国家政治控制之外，其严重后果将影响国家政治的一体化。 能人政治的内在缺陷，说明这种治理模式决非乡村政治发展的理想目标。相反作为农村社区特殊时期的特殊形式，由于其内在的缺陷，随着乡村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现代化的发展，必将为民主性的治理模式所取代。因而，能人政治具有历史的过渡性。 三、对策建议 能人治理和能人政治既有其基本合理性，又有其内在局限性。为此建议； （一）根据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总体原则，农村基层社区的治理应逐步走向依法治型治理，建立起法治型治理模式。这种治理并不是简单地排斥能人，相反只有那些比一般人更为优秀的人执掌权力才能更好地做到依法治理。但依法治理强调必须根据一定的制度程序产生出执掌权力者，而且执掌权力的人必须受到相应的制约。要达到依法治理，目前应当尽快健全农村社区的法律制度体系，做到有法可依；加大执法力度，逐步确立法律至上的权威；深入持久地开展普法教育，不断提高农村社区广大农民群众参与政治的要求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