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的产业发展，一方面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另一方面又面临着计划经济加速向市场经济过渡所产生的不适应性。与此同时，我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日趋拉大的问题愈加突出，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解决，就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影响全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和社会稳定，乃至危及国家整体利益。因此，正确处理好我国产业政策地区化和地区政策产业化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产业政策要有区域政策相配套 政策的出发点和着力点是调整、协调，特定的政策调整协调特定的对象。事物的复杂性和关联性，要求政策配套、交互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各项政策的功能。产业政策也是如此。国家制订和执行产业政策，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对不同产业分别采取扶持发展改造限制以至淘汰的措施，其目标是调整协调要素在产业间的分布，矫正已有的结构性偏差，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提高要素的运用效率，从而提高社会生产率。同理，为了使生产要素在空间上进行合理的调度和组合，协调区域关系，并使整体结构的调整、优化落实到特定空间，就需要制订和执行地区（或称区域）政策。因此，产业政策和地区政策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二者的总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优化生产要素的组合，提高整体效益。但二者回答和处理的问题又是不同的，前者主要解决整体结构优化问题，后者主要解决地区结构优化问题。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但不能相互取代，不能认为有了国家的产业政策，各地区都按此办事，就能解决区域问题。没有区域政策相配套，产业政策就难以顺利实施并取得预期成果。由于国家的产业政策，主要是从宏观上明确各个产业的地位、发展方向及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中支持和限制的重点，但它不能体现不同地区的发展特性和不同的发展要求。而我们国家幅员广阔、地区差异很大，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潜力、限制因素和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千差万别，已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结构层次和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也有差别。宏观产业结构的调整，如果不结合区域特点来进行，将产生两种结果：或者是国家产业政策在地区受阻，难以在各个地区贯彻到底，或者是国家用“一刀切”的办法强制推行产业政策，使地区的发展受阻。要使产业政策得到各地区的积极响应和配合，就必须有体现区域特性的区域政策相配套，所谓“产业政策地区化，地区政策产业化”，其实质就是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相辅相成，以实现整体结构优化和区域结构优化的有机融合。 从实践上看也要如此。改革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利益关系的合理调整。十多年的体制改革，在构造地区发展主体和地区利益主体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使地区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但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地区经济差距全面拉大。80年代以后，中间产业布局重点倾斜于东部地带，但东部地带的超速发展对中部和西部地带的连动效应不大。特别是东部的长线产业没有及时得到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东部应有的发展目标，而具有资源优势的中西部地带的能源、原材料产业，由于没有产业倾斜政策的支持，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加剧了全国性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的失衡。 第二，地区倾斜与产业倾斜不协调，生产布局偏置与产业结构失衡同时存在。在产业政策倾斜过程中，东部地带的发展不分产业和部门，实行全面倾斜，忽视了中西部农业、能源和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的发展。同时，在现有的布局中，加工业和原材料分布的错位现象十分严重。 第三，地区间的经济摩擦和碰撞日益加剧，以贸易封锁和资源争夺为特征的“蜂窝状经济”形成并不断强化。由于政策不平等和价格体系不合理，造成具有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优势的中西部地区的部分利润流向东部地区，中西部提供原材料，东部地区加工后再返销中西部地区的分工模式造成了中西部地区的“双重利润”损失，加剧了地区间利益的不均等，由此而产生的中西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之间的区域经济封锁，导致“蜂窝状经济”的形成。 第四，地区产业结构趋同趋势加剧。各地区产业布局缺乏宏观控制，在利润动机的诱导下，纷纷加速投资少见效快的加工工业的发展，忽视基础产业的发展，最终导致地区产业结构雷同和全国产业结构失衡。 解决这些问题，单有产业政策，而没有配套的地区政策，宏观结构的调整，缺乏空间和地区基础，该限制的产业得不到限制，该支持的得不到支持，其政策功能就无从发挥，必须通过产业政策和地区政策的双重引导和约束，把产业政策的要求具体到地区，使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相互融合，才有可能同时实现总体结构的优化和地区结构的优化。 二、地区产业发展要同国家产业政策相吻合，国家产业政策要考虑地区产业的差异性和灵活性 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的实施总是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展开的。要了解中国的产业发展及政策趋向，必须研究中国产业发展的地区布局问题。沿着中国产业布局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央主导型产业布局政策的影响下，中国产业布局表现为“非均衡发展——均衡发展——非均衡协调发展”逐步演变的过程。同时也反映了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不断融合的发展趋势。 随着中国80年代后期非均衡产业布局政策的实施，中国经济出现了区域间差距拉大以及地区间经济封锁等问题，加上西方一些产业布局和区域经济理论陆续被引进中国，中国理论界对非均衡战略又进行了修正，这些修正主要是吸收了美国经济学家J·威廉姆森（J·G·williamson）的区域成长理论的主要思想。 该理论认为，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区域间成长的差距将会扩大，即倾向不均衡成长。之后随着经济成长，区域间不平衡程度将趋于稳定，当到达发展成熟阶段，区域成长差异则逐渐缩小，即倾向均衡成长。区域经济成长从不均衡到相对均衡和均衡的演变过程是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结果。在区域成长初期，极化效应较扩散效应显著，区域经济差距呈拉大趋势，这种不平衡发展是与聚集经济和规模经济紧密相关的，即生产要素首先集中在少数点或地区（增长极）上可以获得较好的效益和发展。而在区域成长后期，扩散效应变得更为重要，新区经济得到发展，聚集区经济向周围扩散渗透，并导致区域经济差异的进一步缩小。因而，从本质上看，区域成长理论，是一种由不平衡到平衡的发展理论，在这种发展理论的影响下，中国理论界意识到，1978年以后中国推行非均衡产业布局是由当时的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的，但这种非均衡布局必须有一定的度，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可以是不平衡的，但区域间的差距不能过大，否则就难以实现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过渡，因而在非均衡产业布局的基础上必须进行必要的协调，在提高区域极化效应的同时，加强区域的扩散效应，促进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最终实现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的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