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大学的复兴与繁荣一方面得益于资产阶级革命所造就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得益于印刷技术革命所造就的信息环境。“在谷登堡技术的推动下，欧洲进入了进步的技术阶段；在这一阶段，变革本身成为社会生活的原型。”①19世纪以来，现代大学中适应印刷技术所需要的知识和智能观念得以形成，并最终实现了高深知识生产、传播与学科的纳入与排除机制的制度化。近两百年来，现代大学的制度安排与印刷技术的媒介环境相互嵌套，也相得益彰，共同成就了人类的现代文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网络社会逐渐崛起。但由于技术变迁中路径依赖的存在，对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现代大学的反应却相对滞后。“由于引入信息技术的同时没有进行根本的组织变革，反而加剧了科层化与组织僵化的问题。”②某种意义上，今天在信息技术的应用上大学已落后于时代。实践中，不断增多的电子设备增加了大学的办学成本，却没能真正改变我们的高等教育。和中小学一样，“他们依然是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中‘填塞’了一些电脑而已”。③近年来，即便有部分顶尖大学加入了MOOCs浪潮，但绝大多数大学和大学里的绝大多数人从思维到行动仍然遵循着过去的“传统”。课堂教学依赖教科书，科学研究迷信论文发表，纸质文本仍是大学筛选知识并建构教育意义的主要依据。面对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40多年前布鲁贝克曾经提及的“大学落后于时代了吗”④成为我们时代需要严肃讨论的问题。纵观历史可以发现，“高等教育将最终对技术的变化以及它所服务的学习者群体作出回应，变革它的制度形式和它作为一个部门的整体形态”。⑤今天大学又一次因为技术的进步站在了转型发展的十字路口，为防御智能技术的威胁，免遭时代淘汰，大学需要在持续不断的技术变革中创造性地应对它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大学技术环境的变迁 技术环境是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任何一种体制或制度安排均需要特定技术条件作为支撑，有时对于某种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技术甚至是决定性的。近代以来，学校作为一种专门的教育机构，在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的转型过程中，印刷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德鲁克就认为：“真正使学校教育遍及世界各地的，不是对教育价值的普遍承诺，也不是对在校教师进行的系统化培训或灌输的教育理论，而是一项不起眼的创新：教科书。”⑥尼尔也认为，“普通学校迅速发展的原因有几个，最明显的原因是，信息失控引起了焦虑和混乱，学校的迅速发展成为必要的回应。课程设置的发明就是逻辑的一步，目的是对信息源头进行组织、限制和区分。学校成为技术统治文化的第一种世俗的管理机构，它使一些信息流动合法化，另一些信息流动声誉扫地。总之，学校成为管理信息生态的手段。”⑦因此，从技术的层面上，甚至可以说，“人的教育”只是学校作为一种组织的副产品，学校的本质在于对信息生态的管理。 大学的产生与发展同样如此。自15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印刷术的逐渐普及，与中世纪大学相比，近代早期的大学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书籍成为大学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笔试与论文写作开始形塑大学的本质与制度安排。“书籍不断强化大学是一个稀有而昂贵场所的理念。任何人要想学习，就需要长途跋涉到那些聚集着智者、书籍以及其他学生的地方。交通和通信以及信息储存技术的限制，使得大学占尽了风头。”⑧我们后世关于大学的很多观念或理念均来自印刷技术的塑造。那些普遍性的大学理念均是印刷技术的产物。19世纪以来，现代大学之所以能成为生产、传播高深知识的主要制度化场所也和印刷文明的高度发达密切相关。“印刷术对展示可能具有最为强烈的偏执：拥有从事概念性、演绎性与序列性思考的复杂能力；拥有对理性与秩序的高度评价；不容许矛盾；达致超然与客观的优秀能力；并且能够容忍延迟的反应。”⑨某种意义上，没有印刷术的兴起就不会有科学的普及，也就不会有对于研究型大学的需求，更谈不上欧洲大学模式在全世界的“凯旋”。 除了高深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制度化，现代大学的治理模式也深深植根于印刷技术所造就的制度环境，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在印刷技术与制度环境下，由于成本约束，加之有限理性，基于民主化的制度安排，信息的分散式处理在效率上远高于集中式处理。大学作为高深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要制度化机构，“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要优于政府的“远程操控”或“长臂管辖”。但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普及，在数字化的环境下，分散式决策是否仍然优于集中式决策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今天，技术的进步使得信息收集的成本大幅下降，借助于网络平台诸多利益相关者可以分享共同的信息，同时在线参与重大决策。“电子信息结构的‘同步场’，在当今构成了对话和参与的条件和需求，而不是在社会体验的各个层次中的专业分化和个人的原创精神。”⑩数字化环境下的共同参与决策和大学传统的共享治理有着根本不同。传统的共享治理受制于信息的壁垒，实质上不过是通过分散式决策实现对整体任务的切割。换言之，传统的大学共享治理实质是一种碎片化治理，即每个人、每个部门根据自己和部门所掌握的信息来决定每个人和部门的事。数字化智能技术为大学治理中的系统思考和整体性治理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保障。“有了人工智能，就能集中处理大量的信息，甚至因为机器学习在分析越多信息之后效果越好，所以人工智能可能会让集中式系统比分布式系统效率更高。”(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