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的银行改革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途径；新建（New entry）和重组（Rehabilitation）。新建途径重于建立一个完全崭新的平行的银行体系，是种体制外的增量改革；重组途径重于改革重组现存的国有商业银行，是种体制内的存量改革。对于特定的转型经济，改革途径的选择往往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以及配套改革的进展程度；而体现银行改革绩效的银行体制的进步不仅与改革途径的选择有关，而且与政府的政策措施，经济结构的状况以及初始状况有关。诸于以上分析，本文在改革途径的选择及政治措施方面得出了一些经验教训，并对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提出了初步的建议。 一、银行改革的途径 转型经济银行改革有两种不同的途径，其一，新建途径。这种途径需要现存国有银行自动瓦解并实行私有化，然后建立许多新的银行，在某些状况下还需对老银行进行清算。采取这条途径的典型国家是俄罗斯和爱沙尼亚。这些国家采取这条途径后导致了国内银行数量的迅速增长，如俄罗斯银行数量从1989年的5个迅速增加到1995年的2500个。新建途径并不总是一种人为的有意识的政策选择。如俄罗斯，联盟瓦解后的混乱局面导致了银行的注册几乎是自由的，这些新建立的银行只需遵守最低限度的法律规章，最低自有资本水平有时竟低于10，000美元。其二，重组途径。这种途径则重于对现存的国有银行进行资产重组，并采取广泛措施对国有银行进行体制改造，这种途径下银行破产、私有化及新建往往受到严格限制。采取这条途径的典型国家是匈牙利，波兰。 二、影响银行改革途径选择的因素 改革途径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所处的区域不同，如许多新独立国家（NIS）基本上采用新建途径，而大部分中欧、东欧国家（CEE）以及亚洲的转型经济国家（中国和越南）则侧重于重组途径。然而影响银行改革途径选择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宏观经济的发展以及其他配套改革的进展状况（如企业改革，法制改革等）。这些因素不仅影响到改革途径的选择，往往还影响到改革的结果。以下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一般说来，重组改革国往往拥有较好的经济体制基础，而新建改革国不具备这些条件。许多CEE国家改革伊始时，经济体制基础比其他转型经济强得多。这里面有许多原因：有些CEE国家经历了早期的银行改革，如匈牙利，80年代中期就打破了垄断，而且许多国家也进行了法制和企业的配套改革；大部分CEE国家还可参照战前的法律体系，而且总的说来，这些国家与自由市场经济的联系较紧。从某种程度讲，正是由于初始条件比较好，大部分CEE国家选择了重组这一改革战略。与之相对应的NIS国家由于初始条件比较差，就不存在重组基础，而干脆重新开始，从而选择新建这条途径。 第二，宏观经济的发展。采用重组这条途径进行银行改革的国家是金融深化程度高的国家，而采用新建途径的国家，金融深化程度低。宏观经济发展（比如通胀）决定多大程度上贷款由于实际利率为负而被抹掉，这影响了对银行资产重组的需求，进而影响了改革途径的选择。金融深化程度低的国家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说老的银行作用并不显著，因而政府不太有兴趣支持这些银行的发展，因而更多采用新建这条途径。与此相反，金融深化程度高的国家由于实际经济的初始条件比较好，呆帐较少，而且通常有较好的配套改革措施，从而高通胀不太可能出现，因而重组改革更富有吸引力。 与此相关的是财政状况：许多NIS国家经济转型后财政收入急剧下降，而CEE国家财政收入相对保持较高水平。因此NIS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忽略银行问题，于是银行受到硬预算约束；而CEE国家较高的财政收入可支持政府对银行进行资产重组，于是银行受到预算软约束。 第三，法制改革和企业改革。这种两改革的步伐影响着金融体系的发展。银行依赖于法律规定，包括没收担保品，银行破产的实施步骤，如强银行对企业的求偿权等等。经济法规的完善使银行体系的运行更为有效。总的说来，CEE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就比NIS国家大。企业需要重组以解决呆帐问题并获得新的借款机会。好的企业就有对优良银行服务的需求，从而有助于银行体制的进步。NIS国家许多银行由国有企业组建或被国企收购，这些银行管理的好坏取决于它们的所有者有没有被私有化或所有权有没有变化。事实上，建立大量私人企业，对大量企业进行私有化也是大规模银行私有化能取成效的前提条件。 三、银行改革绩效的评价及其影响因素。 评价银行改革绩效的目的是对某一特定转型经济国家寻求一种改革模式以最快地建立起健全。高效的金融体系。由于很难客观地标明一个金融体系或一种改革模式的特征，也由于转型经济的银行改革时间不长，经济体系很不稳定，寻找一种直接的评价指标很困难，因此不可避免地要中间目标。又由于转型经济金融体系的主要缺陷在于体制的脆弱，人才匮乏，因而银行体制发展是非常有用的关键性的中间指标。这样评价改革途径的问题就变成了哪种改革途径能最快地建立起有效的金融体系所需的体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哪些政府政策措施最有利于建立有效金融体系所需的金融体制。然而要绝对衡量银行体制的进步是很困难，以下本文对银行体制进步的评价值以及回归分析中的各种指标均来源于对世界银行金融专家的问卷调查。这些调查问卷的数据表明转型经济各国之间、转型经济国与其他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最好的一类银行质量相差很大。但各国之间最差的一类银行差别不大，这也说明许多转型经济国家内部银行质量差别也是很大的。相对说来，采取新建途径的国家两类银行的质量差别较大，而重组国家两类银行质量差异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