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军体制关联面甚多，是深入理解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变革经验与教训的突破口。自民国至今，海峡两岸学界或对党军体制进行整体研究，或分别对党代表制、政治部制、特别党部制进行专门论述。①现有研究成果，尽管给人不少启迪，但仍有诸多问题亟待深入探讨，诸如：联俄容共的国民党，对苏俄、中国共产党抱持什么样的真实心态?1924年，苏俄顾问是如何一步步地引导国民党军事将领植入党军体制的?合作之初，国共各自基于什么样的心理动机?阐释清楚这些问题，对于理解国民党军队党军体制的发展演变，对于深入了解苏俄、国民党、共产党三方的复杂关系，以及加深对国民党军事史、大革命史的认知均有助益。 一、合作中的戒心：孙中山对苏俄与中国共产党的防备 1922-1925年，孙中山在联俄的同时，在外交和内政上均采取了一定的应对、防范措施：外交上，孙不忘联络德、②日等国。这样做的用意是，一则借亲俄虚张外交声势，松动由列强和军阀联结形成的内外两线包围。二是诉诸“以夷制夷”的策略，寻求政治上的平衡，避免过于依赖某个国家，以致受制于人。三是希望提高对俄要价，督促苏俄及早实现援助国民党资金和军火的诺言。③内政上，为牢固树立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孙中山在革命路线、革命理论、革命组织、革命行为等方面，搭筑起一套针对共产党人的“防火墙”，避免国民革命卷入阶级革命的潮流。④ 鉴于孙中山的警惕性举措，苏俄竭力向孙解释：要改组国民党，加强军队政治工作，以党领军。1923年底，苏俄再次明确了国民党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但也公开暗示，对国民党的支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实施状况。⑤莫斯科“相信”，处于困境之中、嗷嗷待援的国民党，一定会接受共产国际决议中提出的对三民主义纲领的新解释。苏俄力图通过对国民党理论的利己阐释，从思想信仰层面缩小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心理隔阂。这样既可以增强两党合作的合法性，又可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拓宽活动范围。 苏俄的这一策略首先在1924年1月23日通过的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得以实现。宣言主要由鲍罗廷起草，兼采两党代表的意见。宣言将解放农民和工人，确定为革命的重要职责。⑥这样，孙中山的民生思想就和共产党阶级革命的主张，找到了吻合之处。孙中山为何最终赞成宣言呢?这与其革命观念的转变有关，更与他迫切希望得到苏俄资金和武器的援助密不可分。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通过的次日即1月24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奖励性决定，向驻华大使加拉罕首次拨款50万卢布，用来援助孙中山；苏俄1923年许诺的200万卢布援助中的其余数额，将视国民党的政治表现，以后再确定拨款日期。⑦对一向单纯重视军事工作的孙中山而言，最大的诱惑还不只是上面所述的卢布，而是鲍罗廷答应，苏俄将帮助孙中山建立军事学校，以校建军，筹组国民党自己的军队。“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快结束时，还批准成立军事学校。这是孙中山北伐计划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鲍罗廷就是以此为诱饵，在代表大会期间获得孙中山支持的”。⑧1月24日，得知苏俄意向的孙中山决定由蒋介石负责筹备陆军军官学校。⑨ 随着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发布和苏俄首批援款的即将到位，以及苏俄帮助国民党组建军事学校的诺言，双方在相互戒备和借用中都获得了来自对方的礼物。苏俄感受到了国民党改组的诚意，看到了这个党正逐步走向激进。而孙中山久旱逢甘霖，得到了苏俄卢布和军事双项援助的郑重许诺。25日，政治抱负被大大激发的孙中山宣布休会3天，向21日去世的革命领袖列宁追思致哀，借以表达对苏俄的谢意。国民党一大使鲍罗廷的计划有了合法地位；使共产党正式进入国民党的体系之内，一些共产党员占据了国民党的若干关键职位；国民党一大还承认了国民党同苏联的联系和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可以说，国民党一大是双方政治关系明显改善的结晶体。仔细推敲，双方关系的改善主要基于这样的交换：一方以金钱和军事援建(帮助组建军校)，打开了另一方的党权(包括党内职位和意识形态的部分解释权)。 导因于交换而来的关系的改善，绝不意味着彼此警惕心理的消失。苏俄的现实革命目标是：国共合作，以国民党为旗帜，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完成民族革命。但其终极革命目标则是：借助实力渐具的中国共产党，使国民革命最终转向阶级革命。⑩而在国民党这一边，自始即有不少老党员反对容共，不主张过分亲俄。(11)极具政治理想但又手无实力的孙中山，空有北伐一统中国的雄心壮志，一直渴望得到西方列强的资助却终不可得。尽管孙中山对列宁有惺惺相惜之感，有对苏俄革命成功的羡慕，但孙中山并不认同共产主义，明确反对苏俄向中国输出阶级革命和苏维埃制度。(12) 孙中山在夏威夷受过数年的美式教育，林肯总统的民有、民治和民享的理念对其民族、民权和民生的理论建树有不少启发。美国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帮助异常少，但孙中山的很多政治设计是以美国的民主政治为蓝图的。英美对孙中山或者极其冷淡，或者还间有对他的敲打，但孙本人始终对英美(也包括德日)抱有希望，希望这些国家有回心转意的那一天。孙中山的这一态度，大大影响了日后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的高层领导。 或许是出于多年的坎坷经历，尤其是在招致陈炯明的背叛后，孙中山对内对外多疑的一面有所增加。“但时时惊心，恐复有陈炯明第二再出”。(13)孙中山对儿子表现出了不同常人的信任，将税收重要来源广州市交给了孙科。资深的国民党党员李烈钧甚至肉麻地吹捧孙科为“太子”，把孙家父子二人恭维类比为“高祖”和“太宗”。(14) 孙中山对内戒备心理增强，对外同样如此。他对俄国始终有防范的一面，希望找到不再依靠俄国的道路。(15)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回到广州拜见孙中山，表示出对苏俄的不安心理。孙中山答道：“未免顾虑过甚。”(16)孙中山真的对苏俄没有顾虑吗?1月28日，即一大休会3天追思列宁之后，经孙中山提议，国民党决定恭贺英国工党组阁，寄望工党调整对华方略：“查本党政纲关于促进民治、增益社会幸福诸大端，皆与英国劳工党之宗旨相同……兹特决议致电英国劳工党杰出之首领，庆贺其成功及其党之成功。并希望此后英国之对华政策，不复援助军阀与反动派，而能予中国之民治主义与解放运动以自由发展之一切机会焉。”(17)这一贺电由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发出，(18)既有礼仪性，也有和英国工党私下套近乎，盼望工党支持国民党，以免国民党过分仰仗苏俄的言外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