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而发展。在此，笔者想谈谈七十年来中国在制订外交政策时视野与观念的变化。 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可以简略划分为两大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为第一阶段，此后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新中国外交基本以革命为视角，外交观念带有鲜明的革命色彩；后一阶段以发展为视角，外交观念既有对前一阶段的继承，也有诸多变化。这个视角与观念的演变过程，展示了中华民族通过革命获得新生之后是怎样重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以求相处之道的。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新兴大国。新时代需要新思路，也更需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创新离不开历史的积淀。 一 中国革命塑造的基本外交观念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时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积累起最初的外交经验，也形成了一些基本外交观念。新中国外交的第一阶段，尤其是其初期的探索和实践与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紧密联系，并深受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外交观念的影响。这个阶段的外交观念集中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建立新型外交关系——中国革命的基本诉求 从对外关系的角度看，中国革命的基本诉求之一就是要在新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旧中国外交的主要特点是屈辱的与不平等的，带有半殖民地烙印，因此新中国外交必须割断与旧中国外交的联系。1949年春，毛泽东提出新中国与各国的外交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外国政府如欲与新中国建交，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这是对新型外交关系内涵的首次诠释和“一个中国”原则的起源。为此，新中国成立后，没有承袭旧中国原有的外交关系，而主要采取先谈判后建交的办法。建立新型外交关系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最为突出，实际贯穿于此后与世界各国普遍建立外交关系的漫长过程中，其内涵有所发展，做法也有一定的灵活性。 2.“独立自主”与“和平”——新中国外交的核心观念 自近代以来，中国就不断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领土主权的丧失与连绵的战乱成为中国人的切肤之痛。基于这种经历，“独立自主”与“和平”这两个词对中国人来说就具有超乎寻常的意义，它们不仅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在外交方面的基本诉求和对国际和平的渴望，也凝练地表达出新中国外交的核心观念和主要特征。1955年的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开始使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来概括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不过，此后很长时间，这一概括并未成为现今这样规范的提法。 3.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交政策的基石 朝鲜战争结束后，为争取国际局势的缓和，为国内即将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争取和平环境，周恩来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不仅是对新型外交关系与和平外交政策的总结，也是运用求同存异思想的结晶。五项原则中的每一项均来自公认的国际准则，周恩来的创造性表现在对普遍认同的诸多原则的提炼，不仅使之成为一个新的整体，也体现了新中国外交强调共识、自律与互相约束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品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超越了冷战时代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因而具有普适性。它最初用于处理与邻国的关系，随后扩展到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关系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经过长期考验已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 同时期，新中国还提出“平等相待”和“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可以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延伸，也是对传统国际秩序观、对强权政治的颠覆。这两条原则反映了亚非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共同心声，对树立新中国的外交形象具有重要作用。 4.国际统一战线与划分“敌、我、友”——基本外交策略 在漫长的革命过程中，统一战线划分敌、我、友的分析方法和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的策略原则对中国共产党人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在新中国外交的第一阶段，国际统一战线政策一直是基本的外交策略。周恩来曾说明：外交工作“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开辟外交阵线，“首先要认清敌友”。这显然是革命统一战线思想和策略的延续。应该说，冷战时代的国际环境易于使人们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或敌或友的划分去认识复杂的国家间关系。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启和中国重返联合国，预示着建立国际统一战线这种观念的影响将逐步下降。 5.从“两个阵营、一个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对现实世界的战略划分 从新中国第一阶段的外交实践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即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最后往往被总结成对现实世界的战略划分，这种划分不仅影响着外交政策的制订，也影响着对外格局的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毛泽东首先提出“两个阵营”和一个“中间地带”；20世纪60年代，又提出“中间地带有两个”；在他晚年最后提出“一条线”战略和“三个世界”。需要注意的是，前两个划分以国际阶级斗争为基础，而后一个划分多少以国家的综合实力或发展水平为基础。这种内在的变化似乎预示了中国将从以往的斗争哲学转向发展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