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少年时期的文学记忆 王贺 陈老师您好，很高兴您同意接受这次采访。我看陈建华老师请您父亲写过回忆紫罗兰的文章，包括您自己也写过一些文章提到青少年时期的阅读经历，知道您父亲做过语文老师，也听您说过他曾和周黎庵共事，您走上文学研究的道路是受父亲影响吗？ 陈子善 我父亲只在抗战前做过小学语文老师，而且时间很短，不过同事跟学生对他印象不错。改革开放后，重印和新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开始出版，上海新华书店门口经常有读者排队购买。我不用上班的时候，父亲就带我一起去新华书店排队看书、买书。有一天，碰到一位老营业员和我父亲打招呼，原来是他的学生，这时他已经不当教师四十多年了，学生还记得他。抗战爆发后，他就不做老师了，先后在昆明、重庆、南京的盐务局工作，走过大半个中国。1949年，国民党政府要撤退，但他选择留下来，进了正广和汽水厂。此厂是上海最大的两家汽水厂之一，另一家是屈臣氏，都是英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父亲在汽水厂担任代理厂长，是资方代表，但没有股份，只是工资高一些，和周黎庵共事。我父亲英文很好，是东吴二中毕业的，因家道中落，高中没毕业就去当了小学语文老师。他在正广和汽水厂一直干到改革开放以后。但今天回想起来，在文学方面给我影响更大的是我舅舅。 王贺 能说说您舅舅是怎么影响您的吗？ 陈子善 我父亲对文学没什么感觉，他主要读《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我走上文学研究道路和他没有直接关系，当然他希望我好好念书。我母亲家里很有钱，是作南货生意的。我舅舅医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作厂医。1949年以后，他们兄弟姐妹只剩下三个人，这个小舅舅平常休息时常到我家来玩，很喜欢我，给我买了很多小人书、连环画，还带我看电影。记忆当中我星期天看的电影儿童场，都是他带我去的。这应该是最初的文艺熏陶。 王贺 我前一阵看史料，注意到在1955-1956年，从中央到地方有一个取缔反动、荒诞、淫秽书刊和连环画的运动。很多通俗小说、小人书、连环画在这个过程中被查禁了。 陈子善 这些不正经的东西，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我父母很小心，他们不会让我去看马路摊子上的东西。我的读物，除了上课用的教材，最早就是我舅舅给我买的《三国演义》《渡江侦察记》之类的连环画。但我的语文才能，直到在继光中学读高中时才表现出来。我那时喜欢读书，有一篇作文得了100分，具体什么题目已经不记得了，可能是学杨朔、刘白羽风格的。那时候这一套是主流。现在我们看洪子诚老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对杨朔、刘白羽的评价相对客观，指出了这些作品比较虚假的一面。必须承认，在语文课的教育之外，课外读物对我影响很大。我那时喜欢看课外书，以小说为主，主要是传统的《三侠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诗歌、散文也会看。这类书是我最早的文学熏陶。到了中学以后，尤其到初三、高一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契诃夫、莫泊桑、普希金以及莱蒙托夫等外国作家的作品，一直延续到“文革”初期。我进旧书店，也是从初三到高中期间开始的。1965年我读初三，17岁，学校里已经借不到外国文学方面的书了，这些书开始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那个时候也看另外一类书，就是《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创业史》《苦菜花》等，通常一本书一两个晚上就能看完。其实这些“革命通俗小说”，我的很多同学也不看，客观上讲，他们大多是工人子弟，回家要做家务，而我一放学就去逛四川北路或提篮桥的旧书店。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去的，因为班里没有像我这样逛旧书店的人。 王贺 去了之后是租还是买？ 陈子善 买，但那个时候已经不怎么买小说了，小说可以从图书馆借，而且也开始不满足于读小说，有了对历史和古典文学的兴趣。那时爱买吴晗主编的那套“历史小丛书”，还有“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丛书，里头有《唐诗一百首》《唐宋词一百首》《聊斋故事选译》等，我买了好几种。这些书很便宜，通常几分钱，一两毛钱就算贵的了，毕竟新书也就一两毛钱。这样的读书生活一直延续到“文革”爆发。学校停课后，我就开始比较有计划地读书，主要读西方文学名著。 王贺 为什么？ 陈子善 因为看不到了呀！人的心理就是这样的，什么书只要一禁，就越想看。从那时起我逐渐有了自己的藏书。后来插队下乡，除了当时的报刊，读的最多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和鲁迅等人的著作。 二、与鲁迅相遇：从阅读到“注释” 王贺 我们知道，您正式走上文学研究道路，是从1976年下半年参加《鲁迅全集》注释组的工作开始的。在此之前，您在下乡期间就开始阅读鲁迅，这是不是为后面的工作奠定了基础？您能说说当时的生活、阅读和工作的状态吗？ 陈子善 鲁迅、茅盾、巴金等人的书我当时都读过，这比较符合我的阅读兴趣。至于鲁迅的书，情况是这样的。“九一三”事件后，出版界重印了一批鲁迅著作，都是单行本。我父亲在上海一见到，就给我买了，寄到我插队的江西省峡江县砚溪公社虹桥大队长岭生产队。我开始时和农民一起劳动，后来村里的领导觉得我语文水平不错，就让我做小学语文老师。我就一边教书，一边阅读，也写点东西，投稿给《江西日报》，后来都发出来了。 王贺 您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说：“这时候我年纪也大了一些，联系到六十年代中叶以来耳闻目睹的很多事，再读鲁迅后期的杂文，便觉得别有味道，那时就有种写作冲动。当然在那个大环境里，想要写关于鲁迅的文章并且能够发表，肯定会留下时代痕迹，这些文章还白纸黑字地留着。不过，那的确是我读鲁迅写鲁迅的开始，虽然只能算读了一点鲁迅而已，而且还写歪了；现在反思，应该说即使是在历史大环境的胁裹中，还是多少得到了鲁迅思想的教益。”(张德强：《钩沉辑佚以小见大——陈子善教授访谈》，载《新文学评论》2019年第1期)是这样吗？ 陈子善 是的，那时候我们读马列著作以及傅立叶、圣西门、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还有黑格尔《小逻辑》这类书。我白天上课，备课也不需要多少时间，晚上有时间就在油灯下写稿。我写的那些文章现在都能找出来，什么学习鲁迅、批判反动的“天才论”等，可以说，我正式的文字生涯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