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13(2019)04-0135-06 “为艺术而艺术”与“文艺为人民”的论争一直主导着文艺批评界，“为艺术而艺术”作为对“文艺为人民”的反拨，试图摆脱文艺从属于社会、历史的附庸地位，走向文艺为自身的审美自主道路，却不慎走入“私人化”的写作误区。胡丘陵的长诗触及了敏感的政治话题，被誉为“后政治抒情诗”的代表诗人。然而，其长诗并非是“政治的传声筒”，而是采用“大诗”写作的方式，沟通了艺术性与人民性，写出了对艺术与社会负责的诗篇。 “大诗”概念最早由海子提出，他说“诗有两种：纯诗(小诗)和唯一的真诗(大诗)，还有一些诗意状态。”[1]1037海子眼中的“大诗”，首先要具备一定的结构形式，即须是“长诗”；其次在思想主题方面，富含内在精神主体的宏阔张扬。胡丘陵则认为： 一是“大诗”一定是大格局，关注的不仅仅是个人空间，同时关注公共空间，关注的不仅仅是个人命运，同时关注人类命运，且有大的境界，大的胸怀，有大爱，有大能；二是“大诗”一定写了大的东西，可以是大事件、大主题，也可以是爱情、战争、家族、青春等文学母题；三是“大诗”一定是大气的语言，当然它不一定使用很大的词汇，而是经过诗性组合之后呈现出一种高端飞拔的气质，营造出一种气场，带来的是一种震撼效果，而不是靡靡之音，不是技术性形容词的堆砌；四是‘大诗’一定有大结构，要开阖有度，兼具创新性，整体上鼓胀着一种气势或气魄，而不是畏畏缩缩，小巧玲珑。[2] 胡丘陵的长诗通过探索大结构、大气的语言等艺术手法思考了公共空间、个人空间、大我、小我、个人命运、人类命运等命题，实践了其对“大诗”的理论思考。 一、大结构与公共空间的介入 新世纪最初十年胡丘陵以《拂拭岁月》《2001年，9月11日》《长征》和《2008，汶川大地震》四部长诗享誉诗坛。四部长诗直指公共空间，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随即出版诗集《2008，汶川大地震》，书中写道：“冲在最前面的，就是先锋诗人/吼声最大的，就是先锋诗人”，[3]57“诗人比武警急行军的速度还快/还没一个人到达汶川的时候/诗歌的汶川全国到处都是。”[3]28在此，胡丘陵强调了诗歌对时事政治的反映功能，认为诗歌能第一时间把握时代的重大事件。 大事件、大主题、大爱是胡丘陵追求的“大诗”格局，“大诗”不仅要能紧跟时代步伐，还应该捕捉历史的因果关联，反思、批判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成为时代的号角，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胡丘陵通过探索“大结构”介入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指历史宏大叙事和集体记忆，集聚着历史大事件。“公共空间”对个人的忽视，使得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压作为个体人的躯体。胡丘陵通过探索诗歌的“大结构”，摆脱了历史时空的空洞叙事，实现了历史之“真”与诗歌之“美”的结合，挖掘出被“公共空间”隐藏的个体之躯。 《拂拭岁月：1949-2009》采取了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的编年史体例，如岁月长廊般展示历史的横断面，讲述了中国人一步步从民族独立走向民族自强过程中的大事件。“1949年，二十八响礼炮”“1950，三八线”“1951，布达拉宫”“1952，中国第一大案”“1953，郝建秀工作法”……这些诗歌的标题涉及经济、战争、道德、科技等公共空间，塑造了毛泽东、邱少云、郝建秀、雷锋、陈永贵、袁隆平、陈景润等众多人物形象。大开大合，事件与事件之间除了时间的连续，没有直接的逻辑关联。然而，事件背后是推动历史前行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 《1950，三八线》中，“再大的战火，也烧不动/邱少云那颗钢铁浇铸的心/再利的子弹/也穿透不了黄继光心中/那堵长城”；[4]137《1973，歌德巴赫猜想》中，“他要让幽兰/在空谷里，静静地/生长/日复一日，昼短夜长/就这样，陈景润/在最原始的油灯下/研究最现代的理论/在六平方的小屋里/大海捞针”。[4]172 邱少云、黄继光、陈景润是民族精神的代言人。埋伏在草丛中的邱少云，全身被敌人投放的燃烧弹大火点燃。为了不让大部队被敌人发现，他凭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忍受烈火烧身。黄继光以身躯抵挡敌人的扫射，胸部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枪眼，背被打穿了，即使这样，双手还保持着抓碉堡的姿势。陈景润在逆境中潜心学习，忘我钻研，发表了“1+2”详细证明，被公认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贡献。胡丘陵用民族精神将看似零散的历史场景重新组合，展现了作为个体的人在民族危难、国家复兴道路中作出的自我牺牲。讲述了一个个有筋骨的中国故事，挖掘历史前进的动因，诚挚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新中国走过60年征程的重要保障。正义、忠诚、坚毅、坚忍的优良品质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勇往直前。 二、大结构与主体重建 胡丘陵并未停留在对历史场景的宏大叙事层面，而是深入对历史主体的重建。诗人解构了集体主义的“大我”形象，还原了历史中的“小我”形象。对“大我”与“小我”关系的处理，是胡丘陵探索“大诗”写作的另一重要落脚点。 当雷锋成为国家道德楷模时，胡丘陵写道：“国家与集体，塞满了/记忆的仓库/忘记的/只有/‘私’字和自己。雷锋以一顶冬帽的形象被一颗螺丝钉钉在全国/所有的教室”。[4]156在这里，有着红五角星的冬帽变身为历史的宏大叙事，巨大到延伸至全国的“教室”。胡丘陵对此采取了辩证批判的立场：“世界所有的专家/还不能克隆羊的时候/共和国的领袖/已经掌握了/克隆优秀国民和思想的/技术”。[4]1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