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4702(2019)03—0053—12 “圈子”一词在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集体的范围或活动的范围”，有明显的界限之分。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动物界与人类社会都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圈子”。“文人圈子”是中国知识群体中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中国的文人群体自古以来就有聚会结社之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曾子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说就赋予了文人聚会道义上极高的合法性。东汉末年以后，传统的文人聚会结社制度开始正式形成规模，西晋的“竹林七贤”、南朝的“竟陵八友”等文人团体的相继出现，不但使文人会社有了典范的模仿对象，也使得文人聚会结社的风气从最初宫廷、贵族间诗文唱和式的自娱自乐开始在民间得以广为流布。明清之际，由于有钱、有闲的市民阶层知识分子的增多与文人聚会结社制度的逐步完善，文人群体间的聚集开始有了自觉的群体归属意识，也即是“圈子”“群体”①的归属意识，明代文学家方九叙在《西湖八社诗帖序》一文中很明确地指出了文人的“人以群分”这一群体特征：“士必有所聚。穷则聚于学，达则聚于朝，及其退也，又聚于社，以托其悠闲之迹，而忘乎阆寂之怀，是盖士之无事而乐焉者也。”[1]196 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也曾指出文人群体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而具有“封闭的”“圈子”属性：“早先，文人们组成了某种封闭的等级社会，今天，它既不与某一阶级、也不与某一阶层同化，甚至也不加入一个社会职业团体。也许可以这样给文人们下定义：这些人接受过智力培养，有相当高深的美学造诣，因而有能力作出个人的文学评判，并有足够的闲暇时间从事阅读，有经济条件经常购买书籍”，“这个文人群体从前是属于贵族的。后来它又同有文化教养的市民阶层融为一体，而市民阶层的文化堡垒就是古典式的中学教育。如今，这一群体中又补充进了脑力劳动者(特别是从事教育的人，他们组成了文人群体的主力)，艺术劳动者，以及由初级教育或现代教育培养出来的一部分体力劳动者(其实是很小一部分)。这个文人群体同我们所说的‘文学阶层’相符合，这一阶层中聚集着大多数作家，以及所有同文学事实有关的人。即从作家到大学里的文学史家，从出版商到文学批评家。这些‘搞’文学的人统统都是文人。文学事实以封闭方式在这个群体内展开着。”[2]53文人群体内部存在着这种“天然”的“圈子”属性，不但是文人间渴望更多思想交流，促进文学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市民阶层不断发展、壮大的结果。 “文人圈子”作为一个知识群体出现，有其特殊的形成机制和组织形式。朱寿桐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一书中指出，中国古代文人会社组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模式一般有四个条件，即有闲(情逸致)、有权、有钱与有资质(资格或资历)。其中有闲情逸致是共同的条件，也是必须具备的条件。至于其他的三个条件，即有权、有钱和有资质，则是组织者和参与者的备选条件。也就是说，组织者和参与者只要有了聚会结社的兴趣和闲情逸致，其他三个条件只要有一项满足即可：有权威者可以赢得文人们的拥戴，有财力者可以通过奖募和金钱刺激的方式吸引读书人，有相当资质者可以凭借自己的名望招致有雅兴的人士[3]27。而“文人圈子”发展到近现代社会，其形成条件不再依赖于传统文人的闲情逸致和特殊的经济基础等条件，“圈子”同人的文学理想、文学主张等因素反而更容易促成文人群体紧紧团结在一起②，因而其组织形式和传播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圈子”的组织形式变得更为严密，出现了更为成熟的社团组织形式。传统的文人会社成员结构松散，自由随意，大多数没有明确的宗旨和规章制度，而现代的文学社团不仅有明确的结社宗旨，一致的目标，社员之间还实行分工负责制，具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制度等。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宣言就声明：“我们发起这个会，有三种意思，要请大家注意。一，是联络感情。我们发起本会，希望不但成为普通的一个文学会，还是著作同业的联合的基本，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这虽然是将来的事，但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希望。二，是增进知识。我们发起本会，希望渐渐造成一个公共的图书馆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个人及国民文学的进步。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我们发起本会，希望大家时常聚会，交换意见，可以相互理解，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4]最后，“文学研究会”还大声呼吁：“希望同志的人们赞成我们的意思，加入本会，赐以教诲，共策进行。”[4]朱寿桐指出，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的文献与组织机构都相当完备，发表了《文学研究会宣言》《文学研究会简章》(即章程)，改革了《小说月报》，创办了《文学旬刊》等刊物，“还规定了相当严密的组织程序，包括公布12个发起人，包括设立‘书记干事，会计干事’之类的组织机制，包括‘组织读书会’，‘设立通信图书馆’等，此外还试图建立各种专题研究机构。可见这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且有相当规模的文学社团。”[3]74 其次，“文人圈子”文学传播形式的改变，使“文人圈子”间的文学与思想传播得更快更广，其受众也越来越多。传统的文学传播是集会上的诗文酬唱、结集流传等方式，这种传播方式也仅限于圈子内流传。而现代的文学社团主要以办报纸、办杂志等公开出版物的方式传播，其受众是文人知识群体中的大部分读者，传播范围明显要比前者广得多。刊物这一新媒体的出现，可以说引发了文学传播的一场革命。刊物作为现代文人圈子向读者与社会发言的载体，起着凝聚社会成员精神的作用。刘纳指出：“刊物对于文学社团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有了刊物才有‘社’，刊物是‘社’的凝聚力之所在，刊物是‘社’的形象的体现，刊物是使‘社’立足于文坛的唯一方式，刊物几乎就是社团的一切”[5]8，而朱寿桐在对比传统文会与现代文学社团的区别上则进一步指出，传统的文会以文人雅集或诗文荟集为基本运行方式，而现代文学社团则以现代传播媒体为基本运作载体。作为一种文学存在方式的刊物已经从纯粹的文本流传转为现代的传播媒体，文学传播方式的改变使得现代文人之间的交往更方便、更频繁，同时也使得传统文人集会的那种情趣横生的雅集方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条件。报纸刊物等现代传媒为现代文人发表各自言论与作品提供了很大便利，迫使文学远离了悠闲自在的运行模态，文学不再仅是精神余裕的产物，还与现实生活、时事等联系越来越紧密，所有的文人以及文学社团都不得不处于“有所为”的状态[3]。晚清《时务报》《国闻报》《新民丛报》《民报》等各大报刊的创办在宣传各种政论主张的同时，也带动了文学的翻译和传播。而各种文学社团的成立，更有着自己的刊物。创造社成立之初就是由于几个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拍即合地想要创办文学刊物，发表自己的声音，而创造社在1924年5月9日《创造周报》出终刊号，同样是因为刊物的难以为继而自行解散。由此可见，刊物是社团的灵魂和核心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