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当代文学历史化”已经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这一点从当代文学著名学者关注的重心和一些学术会议的主题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洪子诚、程光炜、吴秀明、吴俊等近年来发表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论文、著作或者史料丛书，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洪子诚的《当代文学的概念》《问题与方法》《材料与注释》《我的阅读史》，程光炜及其弟子的“重返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文学史料文献搜集整理”，吴秀明阐述“当代文学历史化”学术方法的系列文章及其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吴俊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等。从2007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历史观念与方法”“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研讨会”开始，以“当代文学历史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一直十分热门，尤其是近两年来，很多与当代文学有关的学术会议都与“历史化”或“史料建设”有关，如2016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心成立暨学术研讨会”、2017年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与文学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高峰论坛”、2018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建设与研究’学术研讨会”、2019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化问题’学术研讨会”等。对于这样一个已经兴起十年有余但是至今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日益蓬勃的学术思潮，进行一个简单的学术梳理还是十分必要的。 虽然“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学术倡议已有10年之久，也有那么多的学者都积极地参与其中，但是，对于“历史化”的具体内涵，学者们似乎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根据罗长青、吴旭的研究，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历史化”的具体所指大概包括四个方面：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文学史编纂和学科教育。在文学创作中，“历史化”指的是作家对历史题材的征用和新历史主义创作方法的借鉴；就文学研究而言，“历史化”指的是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史学化”②趋势；在文学史编纂方面，它意味着当代文学史的“重写”与“重返”；而在学科教育中，“历史化”则主张当代文学学科的合法性、稳定性与学术性。③其实，概括起来，大概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文学创作，我们暂且不论。另一个就是学术研究，无论是当代文学史的编纂还是学科建设，都必须以当代文学研究为基础，而这种以文学史编纂和学科建设为旨归的当代文学研究，必须摆脱单纯以文学批评为中心的研究趋向，这大概才是“当代文学历史化”的意义指向所在。 程光炜是倡导“当代文学历史化”最主要的学者之一，在最初的几年里，他曾多次对“历史化”的概念进行阐释。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两次。在《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一文中，他认为“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指的是经过文学评论、选本和课堂‘筛选’过的作家作品，是一些‘过去’了的文学事实，这样的工作，无疑产生了历史的自足性。也就是说，在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过程中，‘创作’和‘评论’已经不再代表当代文学的主体性，它们与杂志、事件、论争、生产方式和文学制度等因素处在同一位置，已经沉淀为当代文学史的若干个‘部分’，是平行但有关系的诸多组件之一”④。后来，他在与学生杨庆祥的一次对话中再次提到了“历史化”。他指出，“我理解的‘历史化’，不是指那种能对所有文学现象都有效处理的宏观性的工作，而是一种强调以研究者个体历史经验、文化记忆和创伤性经历为立足点，再加进‘个人理解’并能充分尊重作家和作品的历史状态的一种非常具体化的工作”⑤。最近几年，程光炜的主要工作是“1980年代文学史料文献搜集整理”，没有再专门对这一概念进行阐释与修订，但是，从他的工作中我们能够看出，他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没有太大的变化。 在这个比较学理化而又自觉意识到其理论局限的学术概念中，我们觉得有两个方面值得思考。其一，对作家作品的地位似乎定位不高。在第一个概念里面，他认为“创作”与“评论”不再是当代文学的主体，而只是“诸多组件之一”。这种研究思路有可能重新陷入人们对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批评之中。“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我们既看不到经典作家，也看不到经典作品，甚至连‘精品’都踪影难寻。”⑥所以到了后来，他作了必要的修正，即“充分尊重作家和作品的历史状态”。其二，“研究者个体历史经验”的提法，大概是在强调理论自身的局限性。但是这种个人历史经验的加入会不会影响到“历史化”目标的实现？毕竟，“历史化’还不仅仅意味着将对象‘历史化’，更重要的还应当将自我‘历史化’”⑦。所谓“自我历史化”，是将自己对历史的阐释也放置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自己在那样的环境中为什么会产生那样的观点。研究者个体经验的加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我们应该时刻警惕个人经验的本质化。 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所谓“当代文学历史化”，大概可以理解为，将当代文学的作家作品放置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搜集整理相关的史料、史实，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建构当代文学生产发展的历史场域，并在此场域中评价衡量具体作家作品的历史价值。它不仅关注具体作品的“审美”“艺术”“文学性”分析，更希望将这种分析放置到当代历史的语境中去，以把握其在一定历史时段中的文学史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历史化既是一种学术追求，也是一种学术理想，带有理想化色彩。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虽然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尽力保持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但无可否认的是，我们对历史的任何一次重写都是“当下”与“历史”的一次对话，完全拒绝“当下”对“历史化”工作的参与从根本上来讲不仅无法实现，而且也不应该，“当代性”不仅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宝贵品质，而且也应该是一切人文学科学术研究所应坚持的立场。我们所说的“历史化”更多的是指，在意识的层面上，尽力在当代文学的历史语境中考察我们的研究对象。 “当代文学历史化”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三个：学科的合法性、时间性和“当代性”。为什么一些学者要花费那么大的精力致力于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代文学学科的身份在不少学者那里是值得怀疑的。且不说唐弢的著名论断“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多年以后，谢冕还提出“现在我主张取消当代文学的说法”⑧。“当代文学至今仍‘妾身未明’，身份十分可疑。毋容置疑，当代文学是一个处于‘未完成’状态的年轻学科，也是一个共识最少、争议最多、满意度最低的学科。”⑨当代文学学科的这种状态让很多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感到不安。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提出“当代文学历史化”，本身就带有对自身合法性地位的诉求。他们认为，“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时候，大凡都会提出‘历史化’的问题”⑩。“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历史化’倾向，有利于学科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也可以使当代文学史更贴近历史真实和更具学术深度。”(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