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中篇小说都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文体。一方面，它在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中，始终没有获得独立而清晰的文体地位，不像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那样，拥有十分丰富的理论建构和审美形态的定位；另一方面，它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中，又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并在许多重要的文学思潮中占据重要地位，一直拥有极为广泛的接受群体。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我们固然可以列出诸多原因，譬如西方文学中就没有中篇小说的概念，中篇小说是中国大型文学期刊催生的特殊文体，文艺理论家对中篇小说的自律性特质缺乏建构热情等，但结果仍是老方一帖，没人能够说清楚什么是中篇小说。 我们唯一能做的，似乎只能从篇幅上对它进行一个大致的划分，即介于长篇与短篇之间。如果参照全国鲁迅文学奖的作品征集公告，中篇小说就是指版面字数在2.5万至13万字之间的小说。仅仅依据篇幅来划分一种文体，当然会存在某些不足，但是“存在即合理”，多年来大家也都一直默认了这种划分原则。因此，面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卷迭浩繁的中篇小说，我们也只能大体上参照这一原则进行考察。当然，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我们也会努力渗透自己对于中篇小说在文体层面上的理解和思考。 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中篇小说发展，其轨迹差不多呈现出一种波浪形状。“前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属于波浪的蓄势阶段，中篇发展相对平静，小说领域主要由短篇和长篇掌控。新时期之后，浪潮开始迸发，虽无惊涛拍岸之势，但也是浪花飞溅，璀璨夺目，中篇小说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并成为各种文学思潮的标志性作品。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长篇小说发展迅猛，并逐渐占据了小说创作的主导地位，中篇小说创作开始进入平稳期。但是，如果立足于创作主体的精神向度和审美观念，从小说的时代意识、伦理思考和人性关怀等内在基本属性来考察，我们又会发现，70年来的中篇小说在这三者的关系处理上，呈现出较为清晰的阶段性变化特征，而且这种特征直接影响了中篇小说在文体意识上的成熟。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前的30多年里，中篇小说虽然无法抗衡有着“文艺轻骑兵”称号的短篇小说，但它在时代意识的关注上，依然处于重要位置；日常生活的伦理规约或人性诉求，主要是为了映衬时代意识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对时代意识的维护和赞许，始终是中篇小说最重要、最集中的叙事主题，伦理和人性问题常常我为张力叙事的一种必要陪衬。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篇小说进入一种文体发展的自由拓展期，受当时文化大环境的影响，时代意识要么不再占有核心位置，要么成为作家审视和反思的对象，而日常生活伦理和人性的自然诉求，则成为创作主体共同推崇的目标。也就是说，在时代、伦理和人性这三者之间，很难看出哪个更重要，哪个更突出，不同思潮和不同作家的中篇创作对它们各有侧重，三者受到的关注度差不多旗鼓相当。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个人化写作”思潮的影响下，中篇小说明显强化了日常生活伦理和人性问题，时代意识慢慢消隐到叙事的背景之中；世俗人性的合理吁求，成为这一时期极为突出的主题；以世俗人性的合法性为中心，很多中篇开始对历史、现实与伦理等进行了别有意味的思考。从时代意识的集体性推崇，到世俗人性的普遍性张扬，中篇小说的这种审美变化，无疑隐含了当代作家在主体精神及其美学观念上的变迁，也折射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某种审美趋势。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应该是《人民文学》在1949年10月创刊号上推出的刘白羽的《火光在前》。这是一部正面书写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作品，充满了大无畏的革命豪情和统一中国的雄心壮志。随后，马加的《开不败的花朵》、孙犁的《铁木前传》、杨尚武的《戈壁滩上的风云》、白桦的《山间铃响马帮来》、陈登科的《活人塘》、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康濯的《水滴石穿》、柳青的《狠透铁》、方纪的《来访者》等中篇不断涌现，并获得不同程度的反响。纵观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中篇小说创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不算非常突出。具体地说，题材相对集中，绝大多数立足于战争记忆、社会主义建设和边疆生活的特殊风情；主题相对单一，主要是通过正与反的张力结构，传达作家对时代意志的颂扬和赞许；叙事较为传统，基本上遵循现实主义手法；文体意识并不突出，很少有作品能够从容地展示中篇特有的叙事容量，线索、结构和人物关系处理，均处于短篇增殖的维度上。就我们的审美经验来说，《铁木前传》《来访者》《水滴石穿》等作品要稍显成熟一些，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将时代意识置于背景性的叙事之中，故事的核心部分更多地呈现了作家对日常生活伦理及其人性的洞察与思考。 孙犁的《铁木前传》虽然没有脱离时代的特殊印痕，但它始终立足于乡村农民的日常生活，巧妙地呈现了身份变化与情义伦理之间的内在博弈。木匠黎老东与铁匠傅老刚因为手艺人的合作关系，渐渐变成亲密无间的朋友，甚至彼此认了亲家。然而，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生活的变化，精明的黎老东开始富裕了，而老实的傅老刚依然一贫如洗。于是，围绕着制作大马车的过程，傅老刚终于感受到了黎老东的傲慢心态，包括黎老东对九儿和六儿亲事的回避。傅老刚果断浇灭了炉火，搬离了黎家。财富的变化，最终摧毁了两家之间珍贵的情义伦理。这部小说的独到之处在于，孙犁对黎老东的傲慢与傅老刚的自尊在分寸感上把握极准，精妙地呈现了情义与身份之间的博弈过程，以及这种博弈对两家后代的人生影响，显示了作家内在的艺术腕力。康濯的《水滴石穿》不仅呈现了太行山乱泉村的诗意风光，还通过乡村女性申玉枝的情感纠葛与选择，从伦理与人性的角度，积极地呼应了时代意识。 方纪的《来访者》则动用了双重视角，叙述了一位小知识分子与民间女艺人之间的情感故事。其中，以康敏夫的视角所呈现出来的叙事，饱含了年轻人对爱情的狂热追求与病态般的痴迷，也折射了小知识分子渴望扮演拯救者的理想冲动。然而，当他与女艺人真正建立家庭之后，作为传统男人骨子里的自尊与自私，便与他的敏感多疑聚合在一起，逐渐消解了自己当初作为启蒙者和拯救者的价值承诺，导致女艺人断然出走，康敏夫由此走向颓废与自虐。细细品味康敏夫的角色，我们既可以看到鲁迅笔下涓生的影子，也可以发现郁达夫笔下于质夫的形象，隐含了启蒙、被启蒙甚至是反启蒙的复杂意绪。而在“我”的视角之下，叙事则充满了时代特有的观念性话语，人性的复杂、微妙和温暖，虽也不时地击中了“我”，但最终“我”还是被历史意志所左右，失去了应有的人情伦理。而这，同样也有其耐人寻味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