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现代化：何谓、为何与何为 李双套（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江淮论坛》，2019.4.77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互交织。要在这种交织中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首先就要消解传统文化现代化所遇到的挑战，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这既是考量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价值的视角，也是传统文化现代化面临的挑战。 首先，超越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一方面，20世纪以来，中国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之中，现代性是社会追求的目标。出于改变现实的目的，现代性目标成为神圣、崇高、先进的化身，传统则被视为愚昧、落后、退步、弃之不及的东西。简言之，现代都是好的、传统都是坏的，由此形成了“现代性崇拜”，也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事实上，对“现代”的盲目崇拜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拥有厚重文化传统的中国能创造出经济发展奇迹。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的独特性，兴起了传统文化热，人们又试图将中国成功的原因归为东方特有的儒家文化，即传统主义取向。反过来看，这种取向的重大缺陷在于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两千多年的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并没有腾飞而只能极其缓慢地发展。这种取向与现代主义取向一样，仍然局限在传统与现代对立的二元框架内。如果要对中国发展道路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和预测，必须走出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超越“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模式，意味着从二元对立、相互对抗的关系走向二元互补、相互渗透的新型关系。事实上，“传统－现代”间的关系，应该与古、今关系一样，只具有相对的区分，而没有绝对的对立。历史本身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书写的历史”大都只是“事件”编连的历史，而“真实的历史”则不只是由事件连缀而成的，更是一个时间连续不间断流逝的过程。 其次，超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立。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非常复杂，从传入背景来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面对列强欺辱，中国人期待用各种资本主义方案救国，但都失败了。这时，作为对资本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也传入中国，中国人在情感上易于接受这套新方案。过去在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中，我们更多地将其理解为资本的反对者和批判者，较少关注马克思对资本文明作用同样深刻的阐释。在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全球化交往过程中，我们更应该认识到资本的文明作用。由此可见，应该反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思想主张，认为是“体”的东西，则拒之不用；认为是“用”的东西，则用之不拒。事实上，体用不可分割，有此体则有此用，无此体则无此用，岂能人为切割！不管是体还是用，都应该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取舍，而不是事先界定范围，主观划线。况且，现代化也不是西化。诚然，现代化始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现代化与西化并不等同，西方文化本身就是异质的、变迁的。 第三，避免传统与现代的弊端叠加。要避免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各自的弊端（前者的弊端表现为封建主义的影响，后者的弊端表现为资本的负面作用），更要避免两者的弊端叠加。作为弊端叠加的“资本主义”不仅不能起到“伟大的文明作用”、彰显资本主义本身的弊端，还会强化前资本主义的落后和腐朽因素及其影响，使其对整个社会机体产生越来越大的腐蚀作用，从而极大地消解本来就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搞市场经济，也面临着利用资本、驾驭资本，发挥资本文明作用的问题。在此过程中，要在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发挥资本的文明作用，规避其弊端，也就是要用宪法和法律去规范资本、降低乃至消除权力寻租和裙带关系等腐朽因素对资本的冲击。 因此，不断清除前资本主义落后和腐朽的因素及其影响与发展符合宪法和法律规范的、拒斥权力寻租和裙带关系的资本，是同一过程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表明：凡是在理论上对这一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在实践中对这一问题处理比较得当的时期，我们就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的主导地位，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中忽略这一点，那么，不仅在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方面会大打折扣，而且许多陈腐的东西也会相继死灰复燃。一言以蔽之，撇开对前资本主义落后和腐朽的因素及其影响的不断清除，我们就难以驾驭资本逻辑，遑论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