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方法”

       DOI：10.13806/j.cnki.issn1008-7095.2019.04.008

       全球化之下，文化的多元融合、异质碰撞形成了具有强大张力的全球社会场域，人类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是中西思想与文化相遇的重要场域，法国当代理论家、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①(Franois Jullien，1951- )宏大的理论体系中大量涉及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扮演着“东学西渐”的纽带。有别于将中国作为对象和目的的西方传统汉学研究，于连将中国视为范式与方法，可从三方面理解：第一，体现在其研究路径采取“出发-归来”的“迂回”(dtour)策略，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以此重新审视欧洲的文化和哲学传统；第二，在迂回之时，使用“外部解构”(《dconstruction》du dehors)的研究方法，意即从中国出发、再迂回欧洲是方法论上的需要，可以创造出进行远景思维的空间，这一过程逐渐推进一系列的“移位”；第三，强调中国是一种“哲学工具”(outil philosophique)，即欧洲真正意义上的他者只有中国，这造就了中国的工具性，中国思想成为最能激发欧洲思想与反思欧洲哲学传统的重要工具。

       于是，中国由传统汉学研究视野下的“对象”成为于连理论体系中的“方法”，他强调文化间的“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与“可对话性”(communicabilit)，采取迂回的策略、外部观照的路径，将中国之于世界的重要性上升到“只有中国思想可以推翻西方思想的任何普世性重大规律”②，主张充分开发文化“间距”(cart)之间蕴含的富有孕育力的文化资源，推动多样性文化之间锲而不舍地进行对话。于连因而开创了中国学研究的全新路径，由其思维路向可以推演出：以中国为“方法”，是为了以世界为“目的”。

       一、经由中国，反思欧洲

       作为一名西方主流理论家与哲学家，于连研究中国的宗旨并非简单地为了“解读”(dcoder)中国，而是以其作为反思方法——离开欧洲哲学传统，将思想放逐至遥远的异域中国，经由中国(un passage par la Chine)，反思欧洲，中国在于连的哲思体系中成为一个研究策略上的需要。于连认为，间接的迂回、外部的观照能够帮助一种文化开拓全景视野，引导其去探查整个理论背景，去研究意义的谋略问题，从而开启一个新前景。因而，对于欧洲而言，“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希腊)”，借助中国这一理想的他者来拉开与欧洲本土的距离，在异域寻求一种理论的断裂，在两种相异性文化的“间距”中发掘丰富的、具有孕育力的文化资源，以此可以“重新质疑植根于欧洲理性逻辑当中的思维定式，去追求我们的‘未思’(impens)”。③

       “未思”是于连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意即长期浸淫在本土文化中因过于熟悉带来的惰性和模式化思维产生的前见中往往被忽略、难以被发现之处，正如于连引用黑格尔所言：“一般来说，很熟悉的东西，因为‘自以为知’结果反而不知。”④福柯也曾表示，“我们的时代不可能产生任何一种伟大的哲学体系”，相反，他主张对哲学进行“再审视”(rexamen)，这一过程可从人类学或精神分析学的视角展开，也可在欧洲与非欧洲之间的碰撞中得到启发。⑤换言之，经由中国的意义，在于从自己先前认为已经遭到破坏的东西里去廓清思想，主要包括从“我的思想的偶然性”(contingence de ma pense)和“哲学的返祖性”(l’atavisme de la philosophie)两大方面去反思，摆脱固有成见。⑥通过迂回的策略，告别熟悉的场域，让思想进入遥远的异乡，与异质文化相遇、碰撞、交流，往往能够激发文化主体性意识的苏醒。这样“迂回”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再次“进入”(accès)，为了回观本土(reto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