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4.001 中国和平崛起,进而参与全球治理,以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解决世界乃至人类普遍性问题,远不再是从前那种国际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豪言壮语,而是切切实实地正在发生着的伟大历史事件。与经济、科技、军事和政治上大国地位日益凸显的过程相呼应,从1980-1990年代在民间开始酝酿,到中央层面上2011年胡锦涛首开关注①,2016年习近平两次隆重阐述②,接着2017年在十九大开幕会上庄严昭告③,文化自信逐渐演变为现今政治宣传、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最活跃的话题之一。四大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它荣居其一,而且与其他自信相比,被渥眄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攀升至从未有过的历史高度④。 文化自信“信”什么?当然是信“自”了,是对自身的信心与骄傲。但“自”“自身”又是什么呢?对此,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有最新、最权威的表述。他指出,文化自信就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这种文化首先由两大成分构成:一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然则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文化绝不停留于一种观念或话语的形态,相反,它“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⑤。由于其实践性品格,由于其从而被宣示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以及“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而非“文明隔阂”“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基本原则,这样的文化当然也是“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了包括外来文明成果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是本来文化的当代化,是外来文化的在地化,是作为话语的人类一切优秀文化的具身化和现实化⑥。对此,以习近平为首席作者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讲得异常清晰,不存在歧义和歧解的空间:“创造创新是文化的生命所在,是文化的本质特征。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继承传统和借鉴外来,更离不开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凡是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文化,既渗透着历史基因又浸润着时代精神,既延续着本土文化的血脉又吸纳着外来文明的精华。”⑦这即是说,如果就其来源而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一定是“我中有他”“我中有异”的,当然此时的我中之他、我中之异已非先前之他、之异,它们因脱离其原先的语境而不再是其自身。它们获得了新的归属,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 按理说,有十九大报告之权威表述以及近年来数以千计万计的阐释类文章,对于什么是“文化自信”这样基础性的问题不应该再有什么讨论的余地了。但事实是,我们发现,文化自信并非不言而喻,而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甚或言之即非。这其中,对文化自信的民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偏执理解尤为刿目怵心⑧,似乎早已氤氲成一种公共阐释,乃至社会情绪。例如,每逢中外某种摩擦或冲突之发生,文化自信便经常火爆为网络口水大战,甚至有时还被倾泻为一场场街头闹剧或悲剧,以至于官方总是不得不出面提醒“理性爱国”云云。 文化自信事关国家命运、民族强盛,事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换言之,文化自信既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甚或是全人类的问题。文化自信是显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标志,或简言之,文化自信即文化软实力。如所周知,“提高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而且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⑨。一个被扭曲了的文化自信如文化民族主义,不是文化软实力,而是文化破坏力,必将误国误民,并殃及世界。职是之故,如何正确把握、熔铸和传扬我们的文化自信便是一项亟待研究的政治课题和学术课题了。 正确理解文化自信,关键在于正确理解一个“自”字,即正确理解什么是文化自我和文化特殊性。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将针对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文化特殊论,从能动自我、结构自我两个新创概念,从前苏联文论家巴赫金的外位性理论,重新界定自我和特殊性,将其作为一种对话性的生成和建构,提出自我即对话、特殊性即对话的理论命题。文化自信由此而得以成为一个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动态的而非静止的、生活的而非教条的、当代的而非复古的概念,即是说一个对话性的或曰间性的概念。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我们需要这样的文化自信! 一、能动自我、结构自我与文化“自”信 谈论文化自信,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当是其首要的所指。毫无疑问,重振文化自信就是恢复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自信,凝聚自我文化身份。尽管在结构主义者看来,自我是各种话语和体制的想象性建构,但这仅仅是就其构件而言的;一旦这些构件得以形成一个有机体,发挥其功能,那么它便不再是构件而成结构了。结构主义一个致命的弱点是在自我中只看见构件,而不见结—构,不见构件之结合而成一新的功能体,更不见此结构实乃一生命。作为结构(structure)的自我也是生命的自我,是能动(agency)的自我⑩。凡结构必有生命隐含于其间,反过来说,无生命则不成结构。试想,假使不存在能动的言说者,那究竟是谁在推动德里达所谓的能指的“延异”?能指无能,能指自身无能于“延异”,能指的“延异”根本上是言说者为了实现其最终意指的“延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