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19)04-0178-07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的影响下，随着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理论话语的盛行和网络新媒体技术的普遍应用，青年亚文化显现出复杂、多变等诸多新的文化症候，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的解释力不断受到质疑。2002年，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遭到校方解散，作为一种学术机构的伯明翰学派不复存在，作为一种学术流派的伯明翰学派也摇摇欲倾。在英国，多中心的文化研究格局开始形成。在世界范围内，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迅速崛起，文化研究的国际化特征日益显现。亚文化研究进入“后”伯明翰时期或后亚文化研究时期。 从某种意义上说，后亚文化研究是以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对立面的姿态出现的。后亚文化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理论和模式已经不能解释新时代背景下的亚文化现象和亚文化现象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困境。他们通过对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的多重批判，试图重新构建青年亚文化的概念工具、理论体系、阐释模式。以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为代表的后亚文化研究学者，对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提出了四方面的批评和质疑：第一，将青年各种各样的消费主义表现等同于工人阶级的抵抗观念，从未认真考虑过娱乐与青年亚文化的内在联系。第二，忽视了青年亚文化的区域性、流动性和变异性，没有考虑到青年对于音乐和时尚的响应会出现一些本地化的变种。第三，没有认识到媒体在亚文化建构中的创造作用，而是将媒体视为对青年亚文化进行收编的重要帮凶。第四，只把青年看作一个16-21岁的年龄范畴，认识不到可以把青年转变为意识形态范畴、精神状态而不是生活特定阶段的其他流行文化资源①。基于此种认识，后亚文化研究强调青年文化的流动性、多变性和混杂性，高扬媒介在青年亚文化形成发展中的正向功用，注重从消费逻辑中探寻青年亚文化所包含的娱乐性和自我身份认同，出现了一些有重要影响力的后亚文化研究学者和著作，如：萨拉·桑顿的《俱乐部文化：音乐、媒介和亚文化资本》、戴维·马格尔顿的《后亚文化主义者》、戴维·马格尔顿和鲁伯特·魏策勒主编的《后亚文化读本》、安迪·班尼特和基思·哈恩-哈里斯主编的《亚文化之后》、保罗·霍德金森和迪克的《青年文化：场景·亚文化·部落》等。 一、碎片化的身份认同：亚文化研究的新视野 “后亚文化”一词，可以追溯到钱伯斯(Chambers)1987年的著作《大都市图绘：通往现在的可能性》②，后经波尔希默斯(Polhemus)在《时尚的演化：第三个新千年我们穿什么》(1996)中使用，马格尔顿在《后亚文化主义者》(1997)中正式提出，得到班尼特、雷德黑德、迈尔斯等诸多研究者的认同和支持，开始广为人知。2001年5月，“后亚文化研究：大众文化及其影响下新后亚文化的形成”研讨会在维尔纳召开，后亚文化作为文化研究的专门术语得到学界和官方的认可，标志着后亚文化研究理论范式的形成和后亚文化时代的到来。 后亚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以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让·鲍德里亚的媒介理论、米歇尔·马菲索里的后现代思想为理论资源，以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经济全球一体化语境下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认为青年亚文化在风格表征、实践逻辑上，已与伯明翰学派所关切的二战后英国社会的青年亚文化现象相去甚远，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短暂性、流动性、异质性、虚拟性等后现代特征。因此，新的亚文化研究应该关注年轻人碎片化、个人主义的“后现代经验”及其在年轻人建构自身文化身份中的意义价值③。“后亚文化”概念作为“后现代社会”概念在亚文化领域的派生④，有助于阐释亚文化群体在复杂多变的全球化网络时代虚拟社群身份的凸显和文化符号消费时代亚文化抵抗意识的消解等诸多身份困惑问题⑤。在波尔希默斯看来，当代青年亚文化“存在于一种街头时尚主题公园(streetstylethemepark)当中”，人们对青年亚文化风格的选择就像是从大超市中选购商品一样，相异甚至完全对立的亚文化风格被相邻地陈列在货架上供人们选择。此外，在后亚文化研究者的视野里，亚文化不再是抵制资本主义的政治运动，而仅仅是一种带有自我身份确认的消费选择过程；媒体也不再只是对青年亚文化进行围剿、收编的帮凶，而是充当了亚文化风格建构的资源库和亚文化风格传播的搬运工，促进了文化的融合，塑造了身份的完整性，巩固了亚文化的地盘，并为亚文化组织的包容性、政治性提供了更大可能⑥。同时，亚文化也不再是受地域局限的本土化建构，而是可以汲取全球商品消费中任何可用资源的全球化建构。正如马格尔顿和魏策尔在《究竟什么是后亚文化研究》中所言：后亚文化研究关注的是新千年以来在社会变迁变革中产生的各种青年亚文化现象，致力于揭示青年亚文化如何在全球文化与各式各样本土文化错综复杂的重构连接中，产生种种新的混交文化星座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