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研究引入我国以来，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日益渗透到社会学、文学、艺术学、传播学等不同学科领域中并逐渐改变这些学科的研究格局，其自身也日渐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研究领域。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全球和我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我国的文化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一方面，除了对西方经典文化研究理论的深入考察之外，本土性的文化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另一方面，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新媒介、新文化现象正成为文化研究格外关注的新热点。下面我们就从重访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理论、回到本土的发生立场、多维度地探讨当代新媒介与文化现象等三个方面考察我国当代文化研究的主要研究新趋向。 一、文化研究经典理论的“重访” 立足于当下对伯明翰学派经典文化理论和代表性人物思想的“重访”“重返”和“再解读”是近年来我国文化研究学者经典回顾的重要路径。通过“重访”“重返”和“再解读”，学术界希望能够对威廉斯、霍尔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的文化研究代表人物阿尔都塞、葛兰西等人的思想和文化理论有一些新的发现。 徐德林的《重返伯明翰》是近年来深入研究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该书的贡献在于从知识考古和系谱学的角度对文化研究的发展脉络展开了重新梳理。通过仔细爬梳，该书不仅重新阐释了伯明翰文化研究理论的独特价值，而且还特别对被忽视的卡迪夫学派文化理论和莱斯特学派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在徐德林看来，贝舍尔(S.L.Bethall)、霍克斯(Terence Hawkes)等人以卡迪夫大学传播与文化研究中心(The Cardiff Institute of Communism and Cultural Studies)为大本营的大众文化研究其实跟伯明翰学派一样都强调“现实介入路径”，注重选取“通俗/大众文化作为关注对象”。只不过卡迪夫大学因为地处偏远而遭遇了文化遮蔽，这使得伯明翰学派成为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唯一“合法代言人”。“卡迪夫学派遭遇遮蔽，不仅关乎伯明翰学派在学理上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与它在文化地理上偏处大不列颠边缘——威尔士——不无关联。”①这一论述无疑对人们重新认识英国文化理论很有帮助。李艳丰在《文艺理论研究》上发表的《重返葛兰西：文化政治的理论溯源与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也是以重返之名重新评估葛兰西文化政治的理论价值，该文认为正是受到葛兰西等人文化理论的影响，西方马克思走上了改良主义道路，“逐步抛弃经济政治和阶级革命的宏大叙事，转向上层建筑领域的文化革命，形成文化政治的理论与实践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重视，最终使社会革命与阶级斗争演变为知识界的文化批判、艺术批评、大众文化研究等学术行动，文化政治模式代替了阶级革命模式”②。 王庆卫在2018年第2期《中山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文化主义、共同文化与情感结构》从“左派利维斯主义到文化唯物主义”“从大众文化到共同文化”和“从文化领导权到情感结构”等三条进路探讨威廉斯如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将文化研究从阶级理论转向情感结构的研究；黄典林在《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6期上发表文章，重审霍尔所提出了“意义结构”概念，他认为霍尔的“意义结构”观将新闻、媒介分析与意识形态及宏观政经形势分析结合起来，开辟了文化研究的媒介社会学路径。 在对文化研究进行回顾时，如何认识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成为新的关切点。谭好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境遇与挑战》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当代的创新问题，指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必须回应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样化、社会的传媒化、技术化和产业化，以及文化现代性发展中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问题等三个方面的时代性新命题。③《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推出的吴之昕、袁久红的《〈多元文化论〉、“文化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同文化》站在当代社会立场，探讨伊格尔顿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结合，形成其“多元文化论”思想。 另外，近年来还有不少文章对费斯克、阿伦特、本雅明、莫利和詹姆逊等人的文化理论进行回顾和再思考，这些研究的共同特征都是站在当代社会对经典理论展开新论述，努力阐释经典文化理论的当代意义。 二、回到本土的“发生现场” 除了回顾和重审文化研究的经典理论，学者们也越来越关注中国本土的文化现象，并试图通过对本土文化实践的思考，建构出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文化研究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陶东风和周宪等人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在《回到发生现场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本土化》等文章中，陶东风不仅详细分析了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大陆出现的背景，而且深入反思了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在中国与中国本身的大众文化实践之间所形成的“错位现象”，他认为“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诞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回应西方大众社会的文化问题而产生的，其诞生语境、问题意识、价值取向和批判目标等等，都与中国的大众文化存在错位”④。因而在他看来，“一味机械套用西方理论”十分有害。为此，陶东风希望能够回到发生现场，通过对中国大众文化现象深入的本土化研究丰富和发展文化研究理论。他自己则以邓丽君的流行歌曲作为研究个案，深入思考当代流行文化与中国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以及新启蒙文化的关系。结合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发生地——粤港澳地区的本土化实践，陶东风强调文化研究要走出法兰克福和伯明翰学派的理论研究范式，建构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研究范式。周宪从文化研究本土化的立场出发，对中国当代文化和艺术实践的系列个案进行深入考察。例如在《王广义的中国波普艺术图像学》⑤一文中，周宪深入探讨王广义所开创的“政治波谱”是如何将本土性的“文革”图像与西方商业文化的图像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独具风格的中国当代波普艺术图像。周志强则在《紧迫性幻觉与文化研究的未来——近30年中国大陆之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一文中检视了30年间中国大陆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发展，该文认为“文化研究已经到了必须告别上个世纪50年代的知识范式的时刻，继而开拓新的批判意识基础之上的急迫行动的理论和思想”⑥。这种“紧迫性幻觉”其实是主张文化研究重新“介入现实”，也就是希望知识分子要重新回到“当下社会政治中去”。李莹的《从异域到本土：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的引入与改造》一文介绍了曾一果、鲍海波等学者对于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的本土化问题上所做的积极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