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天然的渗透性? 2013年，阿里尔·赫扬托提到“‘文化研究’和‘区域研究’之间的亲密关系”并讨论了“文化研究”和“东南亚区域研究”之间的关联性，在他看来，后两者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地理上和文化上来说都是各不相同且相距甚远的。“黑人研究”从地理上和文化上与“文化研究”不是相隔甚远吗?二者均产生于政治和科学关系密切的英语国家，均源自一种强调从社会角度来看不知名或知名度不高的群体(民族化或种族化的少数群体、大众阶层)的经验的“自下而上”的方法，均对现代性和普遍主义概念进行解构，对政治等级和种族等级进行了质疑和批判。最后，二者像其他的“研究”一样，是跨学科的。如果说在“黑人研究”和“文化研究”中存在一些确定方法的话，那么这些方法往往与某位作者相关，如W.E.杜波依斯或斯图亚特·霍尔。不存在能够标记和定位这些领域研究的独特方法论。更多的是一些围绕一种结构性的分析范畴组织起来的“装置”①：“黑人研究”的“装置”是种族，即“黑人”；“文化研究”的“装置”是文化。这种往往备受批评的灵活性会让人假设这种“亲密关系”不仅符合逻辑，而且甚至在“诸研究”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渗透性。然而，就“黑人研究”而言，事情似乎不像其看似的那样明显。 政治的效应 原因首先在于“黑人研究”的历史，或更精确地说，在于“黑人研究”诞生的语境。“黑人研究”正如20世纪60-70年代的黑人民族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是由政治并且是为了政治而构建的。“黑人研究”最初是作为“公民权运动”内部代际的和意识形态的分裂而出现的。大多为学生的年轻人抱怨运动领袖无法把握知识生产的政治角色。“黑人研究”因而可以暂时缓和运动领袖的这种无能，它反映了一种具有隔离特征、深受国际动荡影响的国家语境，而国际动荡本身表现为后殖民的独立以及全球对西方帝国主义同仇敌忾。“黑人研究”的奠基者研究国家和国际这两个层面，目的不仅在于构建知识库，而且在于像毛拉纳·卡伦加指出的那样，向非裔美国青年“教授”其知之甚少的“黑人经验及其当代发展”(卡伦加，引自达格博维，2015：98)。他们的目的不仅在于让所有人了解非裔美国人的历史，而且在于创建一种“知识政治”，即创造一些概念和程序来认定该领域为“黑人的”或“非裔美国人的”。 1969年6月，首届“大学中的黑人研究”研讨会在耶鲁大学举办，举办者为“黑人研究联盟”(BSA)的学生，目的是确定“黑人研究”的内容。发言者是当时的学生积极分子，包括：毛拉纳·卡伦加，他是“联合的奴隶”组织(US)的创立者，历史学家，日后著有教材《黑人研究导论》；N.黑尔，社会学家，“黑人研究”理论家，在1969年创立了旧金山州立大学的第一个黑人项目，先后创立了《黑人学者》杂志和《黑人研究杂志》，信奉一种“将学院和街头相结合”(黑尔，引自史密斯，2003：168)的教学法；阿卜杜勒·阿尔卡利马特，社会学家，与人共同创立了艺术团体“美国黑人文化组织”(OBAC)。 由于缺乏令人满意的组织结构，他们中的许多人已转而投靠民族主义团体，其中包括形形色色的“黑豹党”，它们实施一些政治教育(Political Education)项目。俗称“黑豹”的“黑豹自卫队”面向其成员和街区社群开设夜课，在课上阅读弗朗兹·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马尔科姆·利特尔自传》、勒洛依·琼斯的《唱蓝调的人们：在白人美国中的黑人音乐》、莱罗内·本内特的《在五月花号之前》等，这应该激起一种建立在压迫、种族和阶级纽带之上的黑人意识和革命思想。“联合的奴隶”组织的成员受Kawaida(斯瓦希里语，意为“传统”或“理由”——中译者注)理论②的熏陶，开始讨论非洲独立国家之“父”的概念：从乔莫·肯雅塔的民族独立思想到克瓦米·恩克鲁玛的社会良知论。对于这些积极分子而言，“黑人研究”反映了“黑人的革命实践”，这种实践被视为对“白人至上主义”、“资本主义、家长制和殖民主义”(拉巴卡，2010：298)的“违抗”乃至解构。N.黑尔却在其中看到“黑人研究”的存在理由。同年，他说明道，黑人教育“如果不是革命性的话，就不仅是不相关的，而且(完全)毫无用处”(黑尔，引自范德比尔赫，2002：16-17)。因而只有强化非裔美国人的知识史始终具有的社会和军事功能，才能使“黑人研究”具有意义。 在耶鲁，而后在N.黑尔同在1969年建立的“黑人世界研究院”的各个研究小组中，参与者提到创设黑人研究项目并讨论了应该开设的课程。所有人将“黑人研究”视为1967年由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和查尔斯·汉密尔顿概括的“黑人权利运动”的延伸。在就名称(“黑人研究”、“非裔美国人研究”③还是“非洲美洲研究”)进行激烈讨论之后，他们一致认为有必要形成一种“知识工程”和一种方法论，不仅如此，特别需要创建一种场域和一种范式(阿卜杜勒·阿尔卡利马特，1990)，甚至一门学科，乃至一种“传统”(芬德森，2009)。 从讨论小组到研讨会，这些“奠基者”确定了“黑人研究”的以下四个目标，这些目标随即成为“黑人研究”的框架：(1)说明黑人在反抗种族主义和“知识沙文主义”方面的经验；(2)尽可能广地传播上述知识，并将这些知识建立于“社会和理论分析”、“批判”和历史编纂学的基础上，同时参照“黑人研究”的“先锋”成果；(3)生产新知识并且“使已有的信息体系化，将当代研究建立在(他们的)良师益友提出的真理的基础上”；(4)“保存……一种(黑人)学术传统，(作为)非洲人民及其后代的遗产”(特纳，1997：92)。“黑人研究”的身份因而在于它的“描述”功能，尤其是其“修正”和“规定”功能(马拉布尔，2006：99)。“黑人研究”是描述性的，因为像W.E.B.杜波依斯、卡特·G.伍德森或曼宁·马拉布尔那样，研究人员积累了关于非裔美国人的生活和历史的知识来论证非裔美国人的特征。“黑人研究”是修正性的，因为它解构了关于黑人在世界中的缺失的思维定势和偏见。最后，“黑人研究”是规定性的，因为通过其政治功能，它能够去除种族主义，推动社会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