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如何”改变世界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19)05-0050-09

      

       马克思在批评费尔巴哈哲学时提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这可以看作是关于社会研究知识范式转型的声明，是传统的大哲学向现代社会学学术政治转化的宣言①：知识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理解世界的意义和为特定的价值体系做辩护(如教会的神学)等方面，而应该启动干预和改造社会的工程。以此为视野，本文考察近30年中国大陆文化研究所走过的道路。一个学科的发生和发展，很少像文化研究那样显著地标明其旨在改造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立场，而这恰恰是文化研究与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文化状况相碰撞时，所激活的学科内涵。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来说，从介绍一种来自欧美等国关注文化的知识，到依照这种知识凸镜观察中国社会的文化状况，进而明确中国文化研究所面对的独特命题，乃至反思今天中国对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大写的、来自所谓西方世界的学理思想传统)接受过程中存在的种种误读和错用，构成了这一学术领域的思想风景。文化研究旨在改变这个世界，这已经达成学科共识；但是，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和完成这种改变，这才是30年中国大陆文化研究面对的问题线索，也是当前文化研究学科不得不重新思考的现实困境。

       事实上，文化研究的学科发展，恰恰呈现出内在的学术政治“对立”：文化研究乃是应该致力于具体问题的提出、分析和解决，构造知识形态的学术界定，还是综合性地运用不同知识，在各种学科体系之间“串门儿”，解体学科界限划定的知识权力体制，令“文化”问题摆脱原有的制约规则，形成一种思想的冲击力?所以，讨论中国文化研究的学科史，不妨先思考文化研究与“学科”的关系问题，或者说“学科”这种形式是否与文化研究的目的、宗旨和理念相抵牾。这个问题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学界面临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化研究学界共同面临的问题。所以，文化研究可以是所谓的“学科大联合”[2]，也可以“在体制与学科之间游走”[3]。但是，文化研究的学科化也会带来批判性和抗争性的消解，所以，周宪提出：“文化研究是对体制化和学院化的权力/知识共谋构架的颠覆与反叛，意在恣肆纵横不受拘束地切入社会文化现实问题。”[4]

       但是，尽管一直存在这样那样的争论，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当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已经走上了一条学科化的道路。文化研究虽然号召田野行动，但是，在中国，早期的文化研究学者主要是由现当代文学学科和文艺学学科的高校教师构成，在他们的主导下，文化研究的学科化也就不仅仅是学术本身的诉求，也成为学者们谋求高校生存、获得经费支持的主要途径。正因如此，对于文化研究学科化的警惕背后，隐含的乃是对以文化批评为伪装的职业生存策略的抵制。陶东风这样总结：“文化研究学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质疑、批评乃至声讨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建制，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科化建制会使得文化研究弱化乃至失去参与现实、批评现实的干预功能，降低乃至扼杀其公共性。所有这些认识都建立在对当下学科体制的僵化及其强大的同化能力这一判断上。”[3]

       有趣的是，恰恰在陶东风所说的这种质疑或声讨之中，我们窥见了中国文化研究学科发展的内在学术政治逻辑：渴望获得体制认可，又期待改造这个体制所依赖的世界；一方面批判当代文化的政治逻辑，另一方面，又尝试将这种批判化为学术界知识共同体话语，幻想得到理解和支持。最终，批判性的话语意识、压抑性的反遏制策略和紧迫行动的幻觉生产，构造了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内在发展逻辑。

       一、文化研究的中国落地

       纵观30年的道路，不难发现，文化研究之于欧美和中国，虽然具有相同的话语形态，却未必具有想通的学术理念。不同的历史背景养育了不同的思想主张。

       文化研究背靠英美社会“行动主义”的抗争政治背景，其发生的时刻，恰好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际政治出现危机，全球资本主义的进程遭遇了遏制的时刻；与之相应，工人运动取得了令人震撼的效果，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广泛传播，“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依稀展现在人们面前。这仿佛是在禁锢已久且令人痛苦不堪的黑铁屋里打开了一扇可以呼吸新鲜空气的窗户。团结起来，共同面对生活的困苦、政治的压迫和体制的荒唐，一时之间成为文化研究崛起的社会意识基础。与此同时，面对各种新的社会政治变化，传统的左翼如何调整自己的知识，来回应诸如英法入侵苏伊士、“布拉格之春”或者“越战”等事件，构造了文化研究的增长动力。所以，格罗斯伯格在总结文化研究的学术政治时提出，文化研究尽管研究文化，但是，它并非关于文化的研究，不是对文本的研究，更不是对文本之外的社会权力的剖析，而是剖析“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何被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权力的轨迹宰制”，所以，“文化研究相信它能够有助于人们改变语境和权力关系。也就是说，文化研究不只是试图寻求权力的组织，也在追寻幸存、抗争、坚持和改革的可能性”。[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