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正确认识、研究和把握国家宏观经济波动规律及其对沈阳工业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影响，对于我们根据周期性波动的不同阶段，主动采取适时、恰当和有效的经济对策，减少国家宏观经济波动对沈阳工业产生的振荡和不利影响，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8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出现的较明显的循环期对沈阳工业经济运行的影响与联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于1985年、1988年和1993年出现了三次较明显的经济周期。由于各周期间经济体制、宏观政策和工业经济结构的演进变化等多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我市的工业景气也随之出现了与之相对应却又并不完全相同的上升和下降的循环过程。具体的分析和研究1980—1995年16年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基建和技改投资、工业总产值、增加值及我市工业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波动轨迹，可大致看出我市工业经济运行主要体现以下6个重要特征。 ⒈从1982年开始，同全国一样，我市工业总产值增幅一直是正增长，没有出现绝对水平的下降，但产值增幅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无论是在1985年、1988年和1993年的经济过热年份，还是在相应的经济降温年份，我市工业总产值增幅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7个百分点。 ⒉我市工业经济的波动在每个五年计划期都形成了较有规律的起伏运动过程。在“七五”和“八五”期间的前2—3年，都是由走出低谷开始复苏进入上升扩张期，在后1—2年，都是由高涨期转入收缩萧条期。说明国家和地方新的经济发展计划（而不是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特别是投资政策的运作，仍然是我市工业经济波动的主要动因。 ⒊工业生产增长的升与降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的变动有着较强的关联性。产值的增幅随着投资增长率升降而相应的同步的发生上升和下降。我市乡以上工业产值增长率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弹性系数为0.43，即国家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或减少1%，我市工业总产值增幅相应提高或降低0.43。如果从我市重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与全国基建投资增长率的关系来分析，这种强相关性就更加明显，增长率弹性系数为0.64，即全国基建投资每增加1%，我市重工业产值增长0.64%，由此说明沈阳工业的增长更多的依赖于全国投资需求的拉动，这种相关性在今后一段时期仍将继续保持下去。 ⒋在每个经济循环期的低谷阶段，就我市工业整体而言，其在低谷徘徊的时间长度，和下降幅度与全国工业的变化趋势基本上是同步和一致的。那种对于我市在低谷期徘徊相对于全国时间较长，走出低谷的转机时间又相对滞后的印象。主要是产生于我市国有工业在低谷期下滑的更为严重和上升的相对缓慢的这一过程。 ⒌从工业经济效益的增长方式看，数量型的简单扩张或收缩特征相对明显，表现为“双块”特征的粗放拉动型增长。一方面，在国家宏观经济处于高涨上升时期，我市整个工业效益的增长幅度大大快于工业总产值增长的速度，同时重工业的增幅也快于全市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在国家宏观经济由峰顶开始转入降温的收缩时期，整个工业效益特别是重工业下滑的速度又大大快于全市工业总产值下滑的速度。这充分说明，长期以来由于我市工业产品结构的中低级产品比重偏大，在总量需求扩张膨胀期较快的涌入市场，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在需求膨胀的情况下被暂时掩盖，速度型效益和涨价型效益的双重作用，较快的拉动效益的提高。而在经济进入收缩时期，由于市场需求结构往往在更高的起点上发生变化，使这些中、低级产品又被率先的、大量的挤出市场，速度型和涨价型效益很难持久。 ⒍从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变动情况看，国有工业15年来的增幅一直低于全市平均水平，非国有经济的增长一直高于全市平均水平。从1982年—1993年，我市国有工业总产值增幅一直低于全市平均增幅2－8个百分点，在1988年和1993年两个循环期中，我市国有工业总是相对于全国和全市提前一年进入衰退期，并且又滞后一年转入高涨期。而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增幅1981年—1995年一直高于全市平均增幅5—10个百分点。这种由于国有工业增幅的绝对缓慢和由于非国有经济较快增长而使国有工业增幅相对下降，使我市工业增长结构发生变化，引起国有工业经济占全市工业比重逐年下降，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利税分别由1981年的86%和80%，下降到1995年23%和42%；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和利税占全市比重分别由1981年的14%和20%上升到1995年的77%和58%。 由于非国有工业经济与全国宏观经济的关系相对较弱和滞后，使我市工业经济波动由于非国有经济比重上升而与国家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出现一些新变化。如：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我市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的弹性系数虽然从总体上看关联较强，但如果按1985年、1988年和1993年三次经济周期来分别计算分析看，弹性系数体现出逐次和出逐年减弱趋势。 二、对沈阳工业经济波动的基本评价 ⒈在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结构转变新时期的历史条件下，我市工业经济的调整尚未充分跟上这一变化，在波动周期中应该实现的产业更新和结构调整基本上很难实现。“六五”时期以后，我国的供给状况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总量短缺时代已过去，开始进入总量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的新阶段，每次经济的高涨将依赖于供给在新水平上的扩张。而同时，由于我市工业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全国及区域性生产力布局已彻底打破，国有工业调整缓慢，多方掣肘，使我市工业经济的每一次周期性波动更多地是在原有产业结构基础上和原有技术水平上的扩张或收缩，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资本存量调整与更新，没有明显出现技术水平的升级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转换，不能通过淘汰陈旧的不适应社会发展的生产要素，使之上升到一个新水平，实现我市工业经济在一个更高起点上的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