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 内容提要：平等与效率的矛盾是当代西方国家普通存在的问题，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对西方国家政府制度中的这一矛盾进行了分析。作者探讨了西方国家政府制度中民主与效率关系的演变过程，分析了当代西方国家在确立民主与效率之平衡的不同之处，并从政治文化传统、现行的政府制度、政党制度及对效率本身的要求等方面探讨了决定民主与效率平衡点的因素。 关于西方国家中存在着的平等和效率之间的矛盾，人们早已看得很清楚了。平等不仅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机会平等，还意味着社会地位的平等、经济条件的平等，而这就需要政府较多地干预经济，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调节总需求，进行某种程度的收入再分配，这就与个人自由、企业自由、贸易自由和私人财产权相矛盾，结果可能会削弱企业的经营动力，减弱个人的进取精神，影响社会生产效率。从这一角度来观察资本主义社会，我们看到的是它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难点。如果从当代西方政治制度角度来观察，我们看到的则是民主和效率之间的矛盾，即政府决策的民主过程和管理效率之间的矛盾。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时常、而且越来越多地为这一问题所困扰。 一、民主和效率的关系 西方的历史经验很能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政治制度的生存能力不仅取决于其合法性，而且取决于其效率。一个政治制度的稳定存在，首先取决于其合法性(iegitimacy)。所谓合法性，在政治学的意义上说，就是指“某一政治制度是否有能力造成这样一种信念：现存的政府体系是最适合于这一社会的”。因此合法性是一种价值判断，并且不是个别人的价值判断，而是社会普遍的价值判断。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君主制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当它盛行之时，一位君主的出身世系甚至也是判断其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标准；而在另一个历史时期，民主制、民选的政府成为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政府体制。所谓效率，是指这个政治制度“满足于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①。合法性与统治秩序即统治能力有关，即社会的大多数人基本上满足于现存制度，效率与政府的经济和社会的管理能力有关。效率和合法性之间的关系是，当效率反复地、长期地受到破坏时，也就是当一个政府丧失了管理效率时，甚至具有一个合法性的制度的稳定性也会受到危害。换言之，管理效率的下降会危及统治效力或统治能力。德国民主制的魏玛共和国转向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就是一例。 每一种统治形式都必须具有效率，但民主制度下的政府效率尤其显得必要，因为政府管理的民主过程与管理效率在逻辑上是对立的。其原因很容易理解：民主制比贵族、君主或寡头政体都体现了更大多数民众的意愿，其决策和行使政权力都不是由个人或少数人来掌握，尤其是在一个采取象美国那样的分权制的国家更是如此。可以想象，决策最便捷的、效率最高的统治形式是绝对君主制，就象是法国的路易十四的统治，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之下，“朕即国家”。 我们知道，民主制度和理想的出现并不是近现代的事情。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曾产生过令后世向往的民主制，它的光辉虽经中世纪而受到埋没，但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又使它重现光辉，成为众多有理性的人终生追求的政治理想。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古代希腊、罗马时期，虽出现过一些著名的民主理论家，但其思想广为流传并深刻影响后世的思想家，却不是普罗塔哥拉斯、安提丰、希比亚、吕克弗隆等民主政治理论家，而是民主制度的反对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在古代希腊，民主理想最辉煌的旋律是由雅典的当政者伯利克利奏响的，此时雅典的民主制恰恰达到了鼎盛时期。伯利克利在公元前430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第一年，在阵亡将士的葬礼上所作的关于民主制的讲演，至今读起来仍令人热血沸腾，它曾经被当作阐述希腊民主政治和思想的经典，被民主制度的研究者们无数次地引证。伯利克利带着对民主制的无比自信和自豪宣称： “我们的民主制度不是从我们的邻人的制度中模仿得来的。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样板，而不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人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治是在全体人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的才能。”“在公共事务中，我们信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使我们心悦诚服”②。 总的来说，那些对民主制持肯定态度的希腊思想家们都认为，民主是一种可行的制度，政治秩序与个人利益并不矛盾，它实际上确保了个人利益与自由，它有助于公民理解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利益。这就是说，在当时的民主理论家中，已经注意到一个问题，即承认公民自主（它是建立在所有人的政治平等之上的，尽管存在着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还不够，因为在雅典的社会中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是如何把个人自主同社会秩序协调起来，政策的集体决定与社会的统一和一致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治的理论家普罗塔哥拉斯的解答是，在政治中，尤其是在民主政治中，公民不仅仅是自主的，而且是自律的。人能够理解自己的利益以及人类本性与社会要求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民主的政制不会解体为无政府状态或缺乏内聚力的原因③。 然而雅典的民主制仍无法解决那些思想家们认为应当解决的问题。生活在雅典盛世之后的柏拉图和被尊为西方政治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都是雅典人，在他们的生活时代，城邦制度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危机。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大量消耗了雅典的人力和财力，也使雅典的民主制丧失了元气，民主制下原有的社会矛盾逐渐显露出来，各阶级、等级和派别之间的冲突逐渐威胁到整个社会秩序。盛赞民主制的舆论开始为对它的怀疑、忧虑所代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是这些怀疑者的代表。他们相信为了挽救雅典人所赖以生存的城邦制度，为了确保秩序，就必须摈弃民主制。而舆论之所以转向，恰恰是因为民主制已不能解决维持一个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秩序问题以及效率问题，虽然当时政府的管理效率尚未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因为雅典的政府仍然是一个功能简单的城邦国家政府。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广泛地论述了社会的本质和社会的组织之后，都把民主看作是危险的和难以实行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