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成立以后,晚清以来持续的海权危机并未得到缓解。不但近岸渔权继续受到侵犯,水道的航行、测量等权利也长期为帝国主义列强把持。更严重的是:东沙、西沙、南沙等南部海疆亦日益面临被强占的危险。面对此情此景,民国社会各界纷纷加强对海洋的关注,以各种途径维护中国海权。对此,现有研究更多地从海权维护的具体事件,如东沙岛事件、九小岛事件以及战后南海诸岛收复等出发,讨论社会各界的反应,特别是政府层面的对外交涉和维权过程,①而较少关注民国时的海权观念本身,以及知识阶层借由期刊杂志舆论对海权的认识与宣传。但事实上,这一点至关重要。透过当时新兴的期刊媒介,知识阶层向国民宣传海权观念,呼吁维护海洋权益,帮助民众认识、了解海权,在潜移默化中,在国人心中埋下了海权观念,也为战后积极收回南海岛礁主权做好了舆论准备。本文拟从民国期刊中有关海权问题的报道出发,对其中所反映出的海权认知及表达予以考察。 早在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就对于海权问题非常重视。他将我国当时在太平洋上面临的海疆危机与世界海权争夺明确联系在一起,认为“何为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并将海权问题上升到与中国生死存亡休戚相关的战略高度,呼吁国民予以重视,“惟今后之太平洋问题,则实关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命运者也”。②但无奈时局动荡,虽当时期刊中也间或有涉及海权的文章,但多以国外资讯报道为主,对海权的深入研究并不成气候。直到1927年底,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国人开始探讨海权问题。期刊之中有关海权的系统讨论逐渐增多。到1933年,由于“九小岛事件”的影响,期刊杂志对海权的关注迎来高潮。此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的演进以及战争结束后中国收复南海诸岛主权,期刊杂志对海权的关注热度一直延续。总结分析这些文章,除相关新闻报道外,海权理论的译介与探索、主要海洋大国间的海权博弈、中国海权回顾与建言以及海权宣传与爱国教育等都是受到关注的重点议题。 一、海权理论的译介与探索 19世纪末,美国战略思想家艾尔佛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③在理论总结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国家行为及成果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海权”一词,并出版经典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该著作旋即风行全球。他本人也被奉为“美国海军的开山祖师”。④马汉的海权理论传到中国后,特别为知识阶层所重视,并积极为之鼓与呼,成为自晚清到民国国人认知海权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民国时期对马汉海权理论研究的起点,是从翻译马汉著作开始的。虽然晚清时,上海《亚东时报》曾以“海上权利论”⑤为题,翻译过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的绪言和第一章。但后因《亚东时报》停刊,翻译出版工作也随之停止。更由于彼时晚清政府风雨飘摇,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人们对海权论的热情很快就被政治改革的热情所替代,以至于后来人们连海权论传入中国这一事实本身也被遗忘”。⑥因此可以说民国时期对马汉著作的翻译是在全新环境下,对马汉海权理论的一次独立再认识。根据查阅到的期刊文献记录,当时较为集中、系统的翻译马汉著作有两次。第一次在1927年12月,《海军期刊》从第1卷第6期起连载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海上权利要素部分”。⑦而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彼时中国不但陆地国土沦丧,南海岛礁等海洋国土亦落入敌手。日军在中国海岸线上耀武扬威,攻城略地,坐拥部队调动与物资运输便利;而中国军队只能在陆上苦苦支撑,外援几乎尽绝。海权重要性再度凸显。1940年,《海军整建月刊》分两期连载了淳于质彬翻译的“海权要素”部分。⑧1942年《海军建设月刊》更旗帜鲜明地以《海权史观》为题,简译了马汉海权理论的海权要点和主要决定因素部分。⑨不仅如此,由于战争期间海军重要性有目共睹,1941年《海军建设月刊》还曾节译马汉《海军战略论》的“集中法则”、“军事集中与政治集中”⑩等章节。此书主题虽为海军战略,但其中亦贯穿马汉海权的基本精神,也为当时世人研究马汉海权理论工作的一部分。这些翻译成果一方面向不谙英文,没有机会接触马汉原著的国人普及了马汉的海权理论;另一方面,由于马汉的海权论述内容非常广泛,而限于期刊篇幅,译者有意识地选译部分章节,在帮助读者梳理马汉海权观要点的同时,也表达出译者对于马汉海权观的理解。 综合以上翻译以及当时期刊中有关马汉海权理论本身的研究,当时人们对海权理论最为关注的部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海权要素研究 在马汉著作中,无论翻译的细节如何,有关海权的要素一般可总结为生产贸易、航运和根据地共三点。且这三点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关联。正所谓“凡此要素,无论战时平时,皆相互依赖,不可分离也”。(11)由此三点出发,方能派生出其他相关因素。而其中,海洋能进行生产和贸易历来为国人知晓。因此,又以海洋航运和海上根据地两点最为当时期刊文章所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