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灾荒频仍的中国，备荒救灾是历代政府至为关注的问题。公元前18世纪以来，灾荒记录不绝于史，救灾经验层累演进、世代相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06年的57年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受灾地区(以下简称灾区)贯彻生产救灾方针，其中生产自救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已有研究均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便形成了以生产自救为主的新救灾体制，简称生产自救新体制①。生产自救新体制攸关灾民生死，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一年是新救灾体制形成的起点和关键点，学界对此多有涉及，但基本一笔带过，鲜有研究该年的救灾及新救灾体制的成因。纵然侧重点各异，中华人民共和国救灾研究基本遵循“严重灾荒—政府救治—巨大成绩”的论述模式，旨在论证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救灾能力与显著成效。同时学界理解的生产救灾几乎等同于救灾，忽视了“生产救灾是两件不可分离的工作”②。有鉴于此，本文希望深入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一年中国共产党救治春荒的具体实践，突破既有的研究模式，揭示新救灾体制的来龙去脉、实际运行及其内在逻辑。 一、生产自救新体制的诞生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仍的国度，“灾荒之多，世界罕有”③。由于长期的积贫积弱以及生产力的低下，传统中国几乎逢灾即荒，形成无处无灾、无处不荒与无年无灾、无年不荒的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一年虽然基本风调雨顺，但是依然接续了传统中国的普遍性灾荒，加之连年战争的资源汲取，导致1950年春荒人口达到4920万人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一年的春荒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全国执政能力，直接攸关政府信誉与国际观瞻。雪上加霜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存经济崩溃、百废待兴的局面，外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孤立、封锁，面临国际反共势力以春荒情况发动的舆论攻势。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宣扬春荒期间中国将有4千万民众遭遇饥饿，“数以百万计的人会死亡”⑤。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直言民众的吃饭问题已成为中国政府的沉重负担，没有一个政府成功解决了该问题⑥。随着春荒不断加剧，中国灾荒问题引起了国际关注，并成为国际反共势力的一个口实。 在继承苏区局部执政以来的救灾经验基础上，中共中央创建了生产自救新体制。中央人民政府彻底改变清季民国积极接受外援的态度，强调灾民依靠自救自助，“不要外国一粒粮食的救济”⑦，开启了主动救济其他国家的历程。1950年2月27日，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在中央生产救灾委员会成立会上，确立的救灾方针是“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⑧。生产自救新体制有明显的意识形态与国际地位的考虑，力图通过救济方式向全球展现中国新形象。 生产自救新体制不同于以政府救济为主的传统救灾，这难免遭遇干部和灾民的思想抵触。灾区干部普遍不相信生产自救能渡过春荒，埋怨政府救济粮过少。应该说，灾区干部的质疑来自传统救灾经验与精细盘算，并非毫无道理。灾区干部抱怨“熬一斤硝换四两粮食，不够烧柴钱”⑨。中央人民政府大力整肃这种干部思想，斥之为单纯靠救济的恩赐观点与怕麻烦、推出了事的不负责观点⑩。相比于干部，灾民期待政府救济的思想更为深厚。灾荒发生后，灾民渴望政府直接救济，不惜发牢骚、说怪话，“我们要饿死了，政府不救济”(11)。为此，各级机关批判依赖政府救济的思想，采取个别教育和大会批评方式加以整顿。 中国共产党把干群期待政府救济的思想归纳为单纯救灾观点，并将思想根源归至“命运决定一切”。新华社曾发表社论批评：“在被灾的群众中，则存在着一种听天由命观念和坐待救济的心理，认为命运决定一切，变也变不过来。”(12)中国共产党信奉马克思主义，积极革命。革命是现代世界观的最高表现，相信“人有能力控制和改变其所处环境”(13)。毛泽东有名言：“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14)中国共产党积极贯彻生产自救新体制，宣扬“人定胜天”来破除传统的依赖政府救济的思想。各级政府召开会议，转变灾民和干部对灾荒的“消极错误思想”，“确立了‘人定胜天’，积极生产可以战胜灾荒的坚定信心”(15)。 “人定胜天”“积极生产可以战胜灾荒”的自信来源于民主革命时期的成功经验。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明确指出：“抗战期间及解放战争中我们遭受着敌人严重地封锁破坏，那时物质力量比现在弱得多，但我们却曾经不只一次地战胜了严重的灾荒，没饿死人。我们现在力量比以前大得多了，决不要怀疑我们物质力量不足。”(16)1950年3月11日，内务部研究室总结了各种救灾经验，强调人定胜天，只要齐心奋斗可以战胜一切困难(17)。尽管这种新救灾体制的自信宣传铺天盖地，但一些干部依赖政府救济的思想持续绵延，希望政府下拨粮款，一直对生产自救新体制颇有疑义(18)。 这种自信不仅来源于革命等意识形态的主动因素，也是严峻财政困境下的无奈之举。“灾区这样广大，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单靠救济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主要的要靠领导和组织灾民努力自救。”(19)新华社曾发表社论：“政府的财力是有限的，非灾区的同胞的帮助也不可能没有止境，而且往往远水不救近火。”(20)内务部部长谢觉哉明确告知各级政府：“不容讳言我们救灾的粮是不甚充分的。”(21)相比于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明言“决不要怀疑我们物质力量不足”，但对于现实的救灾困境也承认物质匮乏(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