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9)-06-0013-14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日本陆军主力牵制在中国战场，大量消耗日本战争能力，以此支援太平洋战场。中国军队还远征缅北出击日军，最早发动反攻，一举改变了东南亚战局。特别是日本基本控制东北地区后，中共在蒙疆地区的抗战就成为持续打击、牵制日军的主力。 进入蒙疆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又一战略步骤。日军控制内蒙古西部后即扶植伪蒙疆政权、组建驻蒙军，以此作为其建立针对苏联和中共的所谓“防共回廊”①前沿基地。中共在蒙疆开辟大青山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团结蒙汉人民共同抗战，沉重打击了驻蒙军和伪蒙疆政权，有力阻挡了驻蒙军“防共回廊”的构筑，从战略上牵制、打乱了日本对苏作战计划的准备和实施。这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直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 一、“防共回廊”计划的缘起 近代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竭力推行扩张政策并与俄国展开争夺，虽然在日俄战争中获胜，但依然把俄国作为其在东北亚的主要潜在敌人。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军部认为，虽然苏俄新政权建立初期的远东政策是消极的，但“鉴于斯拉夫民族对于东方经略的历史，应把苏俄作为不可避免的假想敌国，日本陆军更要把苏军作为将来非常可怕的对手”，为此，“在作战计划上必须预定将陆军主力推进到满洲与苏军决战”②。由于苏俄是共产主义国家，日本的对苏战略特别强调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色彩。为对抗苏俄的所谓“革命输出”，日本制定《治安维持法》，将共产主义定为非法。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将中国的对日抵抗说成是“共产化”的结果，要求国民政府摆脱苏联，与日本合作反共③；宣扬只有日本才是遏制共产主义的最大堡垒④，提出要与苏联以中国为舞台展开政治战和思想战，把侵华战争说成是一场从中国扫清苏联势力的“圣战”⑤。日本强调共产主义与其国体根本对立，把防共作为其重大国策和长远目标⑥。日本不仅从国体观念上主张反共就是日本精神的一部分，而且要与其他国家建立同盟，共同防共⑦。其实，这种“防共外交”也有日本摆脱其孤立境地的用意⑧。尽管近代日本外交上防共概念的内涵有所变化⑨，但日本军部特别是陆军一直将苏联作为主要威胁。 “防共回廊”计划肇始于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期间。当时日本陆军为了从侧翼威胁苏俄，打通从华北进入蒙、俄的通路，对连接张家口与库伦以及恰克图的张库大道进行调查。日军组成临时土地调查班，在满洲、蒙古和西伯利亚地区广泛开展测量活动，绘制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及其以南地区的详细地图。⑩1919年日军绘制张家口到库伦间道路概况图(11)，1920年东亚同文书院的小西茂提交《入蒙旅行日志附张库间交通状况》(12)，陆军会计员山田久太郎根据实地调查撰写报告书《外蒙古(张家口—库伦)情况》(13)。这些调查的结论是，张家口—乌兰哈达—布隆—图克里克—赛尔乌苏间的道路，除一部分车辆通行困难外，大部分地段基本都可以通过野炮。沿途多是沙砾土质丘陵地带，各兵种运动皆无障碍。由此，日本军方开始重视从南线威胁苏联的路径。 首先倡导“防共回廊”计划的是曾任日本陆军大臣和首相的林铣十郎。他在日俄战争期间作为陆军大尉出征，并结识大陆浪人山冈光太郎。山冈是东京外国语学校俄语科出身，对俄罗斯问题颇有研究。山冈认为，日本虽然在日俄战争中获胜，但俄国绝不会放弃远东。为了阻止俄国的进攻，日本必须同从土耳其到东突厥地区的伊斯兰势力合作以对抗俄国南下和东进。(14)1913年林铣十郎到德国留学，他对英国建立的对德包围网战略以及德国军方对于中亚伊斯兰地区的调查颇感兴趣，曾经写下大量研究札记(15)。这是他形成“防共回廊”计划的开始。 回国后的林铣十郎大力推进日本在内蒙古和伊斯兰地区的活动。他首先关注到了在中国从事蒙古族教育活动的笹目恒雄。笹目1925年设立“戴天义塾”，专门招收、培养蒙古族留学生。时任日本陆军大学校长的林铣十郎在会见笹目时说：“由于共产革命，帝制俄罗斯已被推翻。受其影响与其最接近的哈鲁哈蒙古已经独立。如果这两方的国内形势得到安定，其思想的攻势必然会波及四邻。其东部是大兴安岭，西部是昆仑山脉，中间是戈壁大沙漠和黄河弯曲地带的鄂尔多斯，我们必须将这一带作为对付共产主义的防波堤。所以，你今天所涉足的蒙古是最重要的右翼防波堤前线。”(16)由此，笹目的教育活动得到军方和财界支持。1933年，林铣十郎帮助其成立“善邻协会”，开展在内蒙古的活动。1937年，林铣十郎又指导成立“大日本回教协会”，积极介入国际伊斯兰运动，欲将日本势力扩大到东亚、中亚和东南亚回教地区。其首要目标是实施对苏联的分裂和抵制活动，建立起从满蒙到甘肃、新疆、中亚的“防共回廊”。(17) 日本陆军长期把苏联作为主要敌人，关注内蒙古西部的战略地位。昭和初期，日本陆军中央部的中坚幕僚组成革新组织，重点进行国防战略研究。他们把苏联作为最大的假想敌，并力求把战场设在国外，即在满蒙地区阻止苏军入侵。(18)日本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以及太平洋战争时，都制定有对苏作战计划。(19)占领中国东北后，日本关东军负责对苏作战，制定了详细的对苏作战计划。该计划不仅重视北满，也十分重视内蒙古西部，认为在这里扩大亲日势力对于将来的对苏作战十分必要。1933年到1936年的对苏作战计划提出，欲武力屈服苏联就要确定最终作战范围，以此作为政治和军事战略的最高原则。考虑到日军作战能力，作战计划决定将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作为最终作战范围。从地形上看，这里适合长期持久战，既可以从政治上给苏联施压，还可以确保日本及满洲的安全，并将内、外蒙古置于日本的势力范围内。(20)为了进攻西伯利亚地区，日本制定了满洲和内蒙古的两条战线计划。时任关东军参谋的田中隆吉回忆称：“当时的关东军正专心全力准备对苏作战。从大的视野看满蒙的地形，如果苏军优势的机械化部队从库伦向察哈尔和热河方向南下，关东军的左翼便暴露出重大危险。如果苏军进入承德或四平，占领秦皇岛或塘沽港，把这一地区设为空军基地，那将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所以关东军要在内蒙古西部得到有利的作战基地以确保左翼安全。”(21)后来的伪蒙疆政府日本人总务科长也提到，关东军为了保证伪满洲国和中国边界地带的安定，“特别是对苏作战上的必要性，需要在与外蒙古接壤的内蒙古地区建立一个亲日满的政权”(22)。战后重光葵总结称：内蒙古西部是指以察哈尔为中心，位于外蒙古、伪满洲国、华北之间的长城以北地区，这里有从北京到包头的铁路贯通，向西可以连接新疆等广大地区。内蒙古在地政学上具有影响东亚全局的地位，这里既是中国本土与伪满洲国的利害冲突点，也是中、日、苏矛盾冲突的交叉点。特别是中共，为了联系苏联，把在内蒙古建立根据地作为重点，竭力抵抗关东军的“内蒙工作”。另外，当地的蒙古族与外蒙古、满洲以及贝加尔湖布里亚特的蒙古人是同一个民族，他们的理想是要在中亚建立一个蒙古人国家。(23)这些因素使日本对于内蒙古西部势在必夺，以此作为对苏作战的重要侧翼和扩大侵华的切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