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作為一個獨立的行政區，地方顯得非常狹小，歷史上曾被列為村級行政受轄於香山縣長安鄉。①澳門由並不起眼的村落發展為國家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其間經歷過四百多年的歲月浸蝕，經歷過外族入侵的腥風血雨，經歷過回歸祖國的熱烈狂歡，其所承載的歷史，其所傳述的故事，其所形成的一種具有特別內涵和特別價值的文化資源，足以孕育一種具有特別風貌與特別氣質的文學。這就是澳門文學。 澳門文學作為文學行為，應可追溯到宋元之際遊歷寄寓人士的吟詠酬唱。有學者將文天祥的千古絕唱《過零丁洋》算作澳門文學的先聲，②考慮到先賢作此吟誦的地點伶仃洋乃在澳門左近，並無不可。澳門地瀕南海，近西江、珠江人海口，可謂車馬通衢，舟楫良所，更兼長期以來華洋雜處，多族混居，景象可觀，明清之際，遷客騷人、鴻儒詩僧等等常會於此，或吟哦紀事，或以詩會友，或結社唱酬，諸如湯顯祖、吳歷、屈大均等人關於澳門的不朽遺墨，都應該被視為澳門文學中引以自豪的古典成分。澳門彈丸之地多語種並存，包括土生葡語在內的其他語種也有相應的文學創作，其中最不容忽視的便是葡萄牙文學巨匠賈梅士曾在澳門創作其不朽之作《葡國魂》③，這些也都可以算是澳門文學的特有成分，至少是澳門文學文化現象之一。 澳門文學作為正式概念，遲至1980年代才出現並得到學術界、評論界重視。圍繞著這一概念所進行的探討，其參照學科乃是中國當代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澳門呈現的是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並存發展的社會格局，澳門文學當然也呈現出以漢語寫作為主流、多元語言寫作並存發展的文化格局。澳門文學的絕對主體是漢語文學，當然也包含各種語言的文學傳述。因而，從中國現當代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可統稱為漢語新文學④)的歷史和時代格局中審視澳門文學，才能準確地認知澳門文學的品質與價值。 一、澳門文學的“生成”與漢語新文學疆域的延展 澳門在相當一段時間以來被概括為“文學熱土”。⑤在這片歷史悠久而地幅狹小的熱土之上，各個歷史時期幾乎皆有文人歌唱的記憶，皆有相當的文學成果積累，並且承載著澳門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文學資源，從而在漢語文學世界呈現出獨特的風貌與景觀。只是，澳門文學的產生和成長的方式與其他地域文學有所不同。 澳門在相對意義上說是一個小型社會，文學生存的空間相當有限，文學閱讀、交流、批評、運作等等施展文學行為的餘地不大，同時，澳門有著獨特的歷史和文化背景，在傳統生活情境下顯得相對封閉，無論從影響力的角度還是從流通性的角度來觀察，文學成果都很難為外界所了解和接受。這些都應該被視為不利於文學發生與發展的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但歷史上的澳門偏偏是一個遠離烽煙，濃於文墨的地方，清代澳門第一任同知印光任，就是一位喜歡文學且學養豐厚的官員，他主導撰寫的《澳門記略》既是研究澳門歷史、文化的珍貴史料，也可視為全面以及正面描寫澳門的一部優秀作品。其他來澳文學人士還有博學僧人，例如“具有三百多年歷史的澳門望廈普濟禪院(俗稱觀音堂)的開山祖師大汕是一位富(有)民族思想的文學家”。⑥大汕法師和印光任這兩位歷史人物，在澳門僧俗二界堪稱是起文化開山作用的先賢，他們的成就和影響開啓了澳門的文脈，開闢了澳門文學的疆域，另外也初步構成了澳門文學的生成形態：往往是由寄寓本澳或臨時旅澳的外人最先在這裡播撒下文學的種子。在這樣的意義上，在中國文化史和澳門歷史上形成較大影響的文人屈大均、吳歷等，更有在傳說中與澳門文脈結下不解之緣的湯顯祖、賈梅士等，⑦都與澳門文學產生了某種關聯。他們的文學構成了隸屬於澳門的“僑寓文學”，代表著澳門文學的一種生成狀態，同時也構成了澳門文學的一種生成特性。進入新文學時期，“僑寓文學”的傳統現象在澳門同樣得到延續，有時甚至是輝煌的延續。資深的澳門文學研究者提供的資料表明，“抗戰勝利後，作家茅盾曾應柯麟醫生的邀請，來澳小住。作家張天翼和于逢也因病在鏡湖醫院留醫了半年。這期間，對文藝愛好者和作者作了不少有益的輔助”。⑧這些都表明澳門“僑寓文學”的生成特性。 所謂“僑寓文學”是指由於各種原因流寓或寓居於外地的文學家所進行的文學創作等文學行為的結果。澳門文學的這種“僑寓文學”現象及生成特性，與魯迅心目中的“僑民文學”概念有一定的理論聯繫。魯迅的“僑民文學”概念來自於丹麥文學批評家勃蘭兌斯(Georg Brandes)，其皇皇巨著《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第一卷論述的就是“僑民文學”或譯為“流亡文學”，⑨魯迅認為這種“僑民文學”中“僑寓”的可以是作家自己，也可以是指作家寫成的作品。魯迅在論述到“鄉土文學”的時候曾經引用勃蘭兌斯的上述論斷，定義自己命名的“鄉土文學”：“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來的人們”，“從北京這方面說，則是僑寓文學的作者”，由於“僑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卻不是這作者所寫的文章”，因而不能稱為“僑民文學”。⑩澳門寫作者在離岸發表的文學作品則屬於典型的“僑寓文學”，因為“僑寓”的恰恰是他們所寫的文章。 來自內地和海外的重要的中外文學家與澳門構成了典型的“僑寓”關係，他們的文學顯然就屬於澳門的“僑寓文學”；另一方面，澳門長時間的離岸文學也屬於澳門另外一種意義上的“僑寓文學”，它們同樣都是澳門文學的組成部分，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和一定的歷史條件下，還是澳門文學最重要的部分。 “僑寓文學”概念中“僑寓”的主體可以是文學家，也可以是文學作品本身。從未“僑寓”過澳門的文學家創作的與澳門相關的作品也應屬於“僑寓文學”。這是文學作品在想象意義和比喻意義上對澳門的“僑寓”。澳門文學在其“僑寓”的特徵上可以將這樣的作品收納其中。 如果將想像的作品對澳門的“僑寓”算作澳門文學的特定內容，則我們還不應忘記現代傑出小說家郁達夫。他的著名作品《過去》，清晰地描寫了一段澳門羅曼司，故事中包含著自擬主人公的憂傷情懷，也包含1920年代澳門街頭的市井風情，還有對與世隔絕般的澳門賭場的窺望與寫照。可惜，澳門以及學術界沒有足夠關注郁達夫與澳門的關係。(11)客觀地說，沒有任何資料，包括郁達夫自己的作品，以及日記和書信等等，能夠用來確證這位頹廢而浪漫的文學家曾經來過澳門。在人們普遍的印象中，郁達夫屬於那種“赤裸裸的天真”(12)地表現自己包括表露自己深秘心理的小說家，他的虛構作品，更不用說寫實性的書信、日記等等，常常會毫無保留地書寫自己的行蹤、經歷與交往。可除了小說《過去》，他卻從未披露他來過澳門的行跡。《過去》中展示的1926年11月初的這段人生屐痕，至今無確切資料可證，他的澳門之行也就成為一個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