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对杨绛名作《干校六记》的细读仍旧停留在评点语体风格的层面,多少暗示出以流行的文学社会学框架将其历史化的难度。本文在“社会—文学”方法下,留意个别性因素的作用,征用文化记忆理论,对文本及周边进行细读与分析,试图具体地呈现《干校六记》中的知识分子记忆如何被新时期文学所剪辑,尤其揭示政治运动的缺乏,与劳动背后的认同两大显著的文本症候,是怎样被新时期误读与简化的记忆术。 一、政治运动的缺乏 从新时期的起点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老作家纷纷重拾素笔,回忆旧人旧事,反思历史创伤。《干校六记》非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作品,非新时期文学的中心文体,却是老作家散文中入选选本最频的作品①。即使置身纷繁杂芜的文学史叙述,《干校六记》的文学质地也毫无争议。《干校六记》的文学史叙述始于《新时期文学六年》,却在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空缺②。这暗示我们《干校六记》与“新时期文学”更具亲缘。理解《干校六记》被新时期文学接纳的关键,在于细读文本中的知识分子记忆是如何被新时期文学所“剪辑”的记忆术。 《干校六记》是杨绛勉为自许的作品③,在后来的各种文学史叙述中,也被视为杨绛的代表作。而当时的读者阅读作品时,颇以为文中不见政治运动,如杨绛的同事、学者叶廷芳先生所论:“干校那些对我们惊心动魄的事情,她在《干校六记》里只字不提!”④ 首先发现政治运动“缺乏”的读者是钱锺书。钱锺书在《〈干校六记〉小引》起笔时即言,“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⑤。陶东风将此症候命名为“记忆的选择性”,认为作品独不见“政治运动的影子”,“始终也没有看到杨绛先生记的愧”⑥。但不能凭多年后的眼光苛责作者缺乏这一“记”。毕竟视觉上的不在场可能是一种更加接近本质的在场。如萨特所论,语言是行动的一个特殊瞬间,无论是说话还是沉默,都是说话⑦。杨绛对政治运动影影绰绰的描写,并不妨碍我们理解作者的立场。 读《下放记别》。钱锺书随先遣队赴干校前夕,杨绛面对眼前的家人离散,自然语带抱怨:“经受折磨,就叫锻炼;除了准备锻炼,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呢。”⑧1969年11月16日上午十点半,经济所和文学所的全体下放人员集合整队⑨。杨绛回忆道:“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象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⑩作为北大“五七”干校亲历者的洪子诚,曾在80年代的文学课堂上为学生读起这段文字,与学生由笑声而沉默(11)。 这便是《干校六记》中的“运动”片段。对于下放干校的动员场景,杨绛的描写如洪子诚所指,确是“节制”“朴素”而“略带揶揄”的。但这正是《干校六记》能够从同类题材的作品中脱颖而出,并迅速被新时期文学所接纳的重要素质。在《新时期文学六年》中,新时期散文被视作“文学战线”的“轻骑兵”,或慰藉感情的“回春之曲”(12)。而“挽悼散文”因为与新时期政治的密切联系,被赋予了最主要的叙述篇幅。《干校六记》则被置于挽悼散文以外的“富有真情实感”而属于其他题材的散文序列中,与丁玲的《牛棚小品》等共同被视作由“文革”而转向新时期的苦难存照(13)。 钱锺书于1969年11月下放干校,杨绛则于1970年7月12日动身下干校。其间钱、杨的女婿王得一不堪清查“五一六”的批斗而自尽。女儿钱媛踽踽独归,伶仃的背影便让杨绛饮泣吞声。关于王得一之死,杨绛在《下放记别》中记述如下: 得一承认自己总是“偏右”一点,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14) 将韦君宜的《思痛录》与杨绛的文字对读时,“五七”干校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之荒谬、残酷,使人心惊。杨绛的记忆书写集中于政治运动背景下的亲情流转,回想家人父子的生死离别。女儿送别之时,是“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15),女婿离世之后,则是“得一就自杀了”(16),精简、平静的语言封存着无限蕴藉的情感内容。作者置身干校期间,悲伤、绝望的情绪并不直抒,而是借以节制、朴素的描写。读《学圃记闲》。这是杨绛在干校第一次目睹死亡。事隔近十年之久,日期仍然惊人地准确:“那是一九七一年一月三日,下午三点左右。”(17)对清查“五一六”致死者的同情,缓缓沉淀于三次墓地场景的描写中: 冬天日短,他们拉着空车回去的时候,已经暮色苍茫。荒凉的连片菜地里阒无一人。我慢慢儿跑到埋人的地方,只看见添了一个扁扁的土馒头。谁也不会注意到溪岸上多了这么一个新坟……不久后下了一场大雪。我只愁雪后地塌坟裂,尸体给野狗拖出来。地果然塌下些,坟却没有裂开……只见窝棚没了,井台没了,灌水渠没了,菜畦没了,连那个扁扁的土馒头也不知去向,只剩了满布坷垃的一片白地。(18) 死亡从此在杨绛心头投下阴影,牵萦梦境:“因此我常记起曾见一幅画里,一个老者背负行囊,拄着拐杖,由山坡下一条小路一步步走入自己的坟墓;自己仿佛也就是如此。”(19)读至此处,怎能不慨叹创伤之深!读《误传记妄》。杨绛听到钱钟书在“老弱病残”的回京名单之上的“误传”,立即“喜出望外”(20);而夫婿真正进入回京名单后,杨绛则直陈“不论多么愧汗感激,都不能压减私心的忻喜”(21)。这是杨绛以个人话语的方式对干校知识分子改造的绝对否定。如钱锺书所言,杨绛的“记劳”“记闲”等,相对于干校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只不过是“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22)。而杨绛的写作策略,正如陈平原妙语:乃是作者对于“文革”以及干校生活“自有主张”(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