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赵树理的短篇小说” 山西文联主办的《火花》杂志，其1958年8月号的《编者的话》，以补白的方式编排在第91页，却带着封面或封底文字才有的位置感向“亲爱的读者同志们”宣布： 当你打开这一期的第一页时候，它首先会给你带来一种新的喜悦，我国著名作家赵树理同志，在本刊上发表了他的小说：“锻炼锻炼”。赵树理同志现在我省长治专区的农村里生活，并着手整理写作长篇，这篇小说就是在这样百忙之中挤时间写出来的。[1] 在这里，赵树理的小说《“锻炼锻炼”》被设定为读者“新的喜悦”的来源，其理由却既不在它的故事，也不在它的叙述，而仅仅在它的“发表”——一个通过编者的参与才能完成的行为。因此，这份“喜悦”，与其说是编者对读者的阅读效果的预期，不如说是他们借助想象中的读者的角色对自身编辑成果的肯定。而紧随其后的表述，更是绕开了读者的位置而完全投入于编者的视角，隐约呈现着他们如何介入了并在最后时刻见证了一篇小说在“挤”出的“时间”里的诞生。在赵树理对写作模式的区分中，《“锻炼锻炼”》属于“半自动”[2]的类型，亦即写作的动力首先来自《火花》的约稿然后才是个人的意愿。在约稿之初，《火花》就已计划发表在8月号，赵树理也答应在6月——他离开北京回到太原的月份——交稿以便在7月编印。当直到7月上旬赵树理仍未能如约且已从太原去了长治，《火花》主编西戎就委派副主编韩文洲前往催稿。在长治，韩文洲目睹赵树理正在“着手整理写作长篇”——《灵泉洞》，但他以“坐等”的姿态换得了赵树理在“长篇”上的暂且中断，从而见证了同时也保证了“两天以后”—1958年7月14日——这篇“短篇小说新作完稿”[3]。《火花》的编者不仅催促赵树理在两天之内撰写了一篇1万4千多字的小说，他们自身也在6天之内就完成了送稿、编辑、校对、排版的程序，从而使8月号得以在7月20日定版。——他们为何如此急切？ 《编者的话》里“我国著名作家”一语表明，他们所急切的并不是《“锻炼锻炼”》自身，而是作者赵树理的名字；“小说”与“长篇”的交替出现则暗示，他们所急切的也不仅是这一名字的符号效应，而是急切于将它引入一种文类学：一种与“长篇”对立的“小说”——即“短篇小说”的文类学。“短篇小说”，这是一个自晚清开始舶来而在“五四”时期得到具体规定的概念。胡适1918年5月15日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的《论短篇小说》一文，以“西方的‘短篇小说’(英文叫做short story)”为范型将这一文类界定为“用最经济的手段”写成的文章，“代表世界文学最近的趋向”的“最经济的体裁”，因为“世界的生活竞争一天忙似一天，时间越宝贵了，文学也不能不讲究‘经济’”[4]。在这里，“短篇小说”既是文学的，又是经济的；既是西方的，又是普遍的。对“短篇小说”的接受因此就成了“五四”时期的中国在世界的生活竞争与世界的文学趋向中的一项自我要求。 《火花》接续并回应着这一“五四”的自我要求。自1956年10月创刊开始，它就呼吁通过“鲁迅的短篇小说”学习“那种精炼和确切的本领”[5]；1957年3月以后，它借助对诗歌问题的讨论梳理“五四运动以来新文艺中各种形式取得的成就”[6]，1959年5月，在“认真学习‘五四’文学遗产”这一口号之下它首先确认的是小说的成绩“更为巨大”[7]。沿着这一进程，“短篇小说”成为《火花》至关重要的词语。1957年1月，《火花》在《编者杂谈》里“要求广大作者投寄我们作品时要短些，再短些，千万不要把应该而且能够写成短篇的，竟写成中篇”[8]；1958年1月，它推出了包括马烽《“三年早知道”》、(李)束为《好人田木瓜》等作品在内的“短篇小说专号”。1958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创作更多短小的文艺作品》，以一种与“五四”对短篇小说的提倡相似的时间逻辑指出，“群众生产建设的劲头那么大，形势的发展那么快，群众对文化的要求那么迫切，热心于为群众服务的作家就不能够慢吞吞地来写”[9]。随后，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将《火花》树作了典型，确认它是“短篇小说的园地”，委派副主编陈笑雨于5月27日在太原与《火花》编辑部就“《火花》上的短篇小说”举办专门的座谈会[10]；又以这次座谈为中心，于6月11日在其第11期上组织了一个“山西文艺特辑”，展示“山西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刊物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11]。针对这一“特辑”，6月13日的《人民日报》发布了以“永远和人民在一起”为题的新闻[12]，7月号的《火花》编写了以“‘文艺报’出刊‘山西文艺特辑’”为名的简讯： 其中有作品评论文章七篇，对赵树理的短篇小说、马烽的“三年早知道”、西戎的“姑娘的秘密”、束为的“老长工”、孙谦的“伤疤的故事”以及“长院奶奶”、“变”、“蓝帕记”等短篇小说的人物塑造、语言、风格的特点，均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与评论。[13] 这一表述充分体现了《火花》编者的执念，“短篇小说”一词在一句之中3次重复，且涉及赵树理的一次还隐含着严重的误读。“特辑”中以赵树理为对象的论文是时任《文艺报》编委会委员的巴人的《略谈赵树理同志的创作》，该文探讨的是赵树理的整体创作，它没有使用“短篇小说”的术语，也没有做文类的区分，而是将赵树理的所有创作成果均名之为“作品”，且关注更多的是赵树理在《人民文学》1955年第1-4期连载的《三里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