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9)06-042-048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历史脉络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部分学者按胡适自我阐释的“偶然在国外发难的历史”，认为白话取代文言割裂了中国书面语的传统，造成中国现代文化与古代文化的断层，是一次翻天覆地的“突变”。越来越多的学者则延续“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说，认为白话文运动并非五四的特产，向前可直接追溯到晚清声势浩大的白话文浪潮，认为这场浪潮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历史积淀。有学者甚至在谈论现代文学起点时，认为五四文学革命实际上只是晚清文学革命的一个“高潮”，其间经历30年酝酿与发展，两三代人共同参与，才取得圆满成功。①无论是“突变”说，还是“承续”说，无论是将五四白话文运动与西方直接关联起来，还是将之纳入传统文化络脉里进行言说，似乎都需要解决同一个问题，即晚清白话浪潮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逻辑关联。如果说，五四白话文运动既非晚清白话浪潮的简单地时间延续，也非完全借助西方横空出世，那么，五四的新式白话与晚清白话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故此，以五四白话文的首倡者胡适留学期间的打油诗创作与英汉互译训练为例，考察异域语境与新白话思维形成的关联，以尝试厘清五四白话与晚清白话在思维上的不同特质这一具体问题。 胡适1910-1917年间留学美国，这段时间，他频频进行白话诗的种种尝试，终形成自己的白话诗学主张。胡适在异域语境的文学活动，包括打油诗尝试，英语诗写作，英汉互译等。这些尝试或训练是一种很好的积累与铺垫，促进了其新的白话思维的形成，并最终粗糙且理念化地呈现在其揭开五四新文化运动新篇章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 一、打油诗尝试中的旧白话思维 胡适在留学期间曾有一段时间集中创作了大量打油诗，这些诗作直接被冠以“打油诗”之名，不但语风相近、口语色彩强烈、不避俗语俗字，还介入外语音译词。早在1908年11月，胡适就曾作一首曲体诗《答丹斧十杯酒》，这首诗语言全是白话，自然清浅，应为最早白话口语入诗的尝试，只是该诗乃近于酒令的游戏之作，甚至未被胡适自己重视。胡适前言中说：“我又不会唱曲，怎么能够做曲呢？我不过见了丹斧所做的歌儿，越做越得劲，越唱越开心。心中羡慕得很，没事的时候，也学做几句，弄个玩意儿。列位不要见笑罢。”[1]这应算是胡适最初的游戏之作。胡适后来在与梅、任二君的论争中提到：“吾友张丹斧尝用京调体为余作《青衣行酒》一出，居然好诗。”[2]382在胡适的“尝试”概念里，各类诗体，甚至如京调高腔，只要经第一流文人之手创作，便可使之成为第一流文学，只是“病在文人胆小不敢用之耳”[2]382。1915年9月胡适作《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用了十一个外国字的译音，任叔永将这些外国字连缀而成诗作：“牛敦，爱迭孙；培根，客尔文；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2]217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胡适的作法看上去似“捣乱”，实则有出于“实验”的考量。这首诗触动胡适“作诗如作文”的想法，乃有后来的笔墨官司。至1916年7月，便有了正式被命名的“白话游戏诗”《答梅觐庄——白话诗》。至此，胡适开始频繁尝试创作幽默诙谐的打油诗。 1916年8月，胡适与朱经农的通信中曾经讨论过打油诗与白话诗的问题，朱氏认为白话诗不重视修饰，不讲格律，与六朝前的古诗相似，讥之为“返古”，并得出“白话诗即打油诗”之结论；而胡适宁受“打油”之号，也不愿背负“返古”之名。[2]387-388胡适的这种观念实际上是受到进化论影响而强调创新。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循环时间意识，在晚清以降已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现代进化论思想所取代，可以说，“中国新诗最初的现代性是通过传播西方进化时间观而获得的，是一种被移植的现代性”。[3]所以胡适才会拒绝以“返古”之名来“创新”，他想要创造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古代的新诗体，此时的胡适认为打油诗就是一种创新的资源。至同年12月20日，其间共创作诗歌29首，其中打油诗共13首，几占一半。朱经农致信胡适以打油诗之名批判白话诗当天，胡适还创作有《打油诗寄元任》。胡适在10月23日作《打油诗一束》时，在日记中写道：“打油诗何足记乎？曰，以记友朋之乐，一也。以写吾辈性情之轻率一方面，二也。人生那能日日作庄语？其日日作庄语者，非大奸，则至愚耳。”[2]417从白话语言观上来看，打油诗实在符合“八事”所提出的“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避俗字俗语”等这些形式上的要求；而此处所记打油诗之功能，又实为胡适在从诗歌的功能上为打油诗寻找合法依据。胡适还曾在是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专作《“打油诗”解》，将唐人张打油的《雪诗》作注：“故谓诗之俚俗者曰‘打油诗’。”[2]439可见其对打油诗的重视。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追溯唐初白话诗的来源时曾指出，除了民歌之外，“第二个来源是打油诗”，他对打油诗的界定为：“文人用诙谐的口吻互相嘲戏的诗。”[4]217胡适之所以青睐打油诗，是因为“嘲戏总是脱口而出，最自然，最没有做作的；故嘲戏的诗都是极自然的白话诗”。[4]218其所欣赏的王梵志与寒山拾得都是“走嘲戏的路出来的，都是从打油诗出来的”，[4]223论及杜甫时，胡适特别欣赏其诗“往往有‘打油诗’的趣味”，说“这句话不是诽谤他，正是指出他的特别风格”。[4]319胡适认为打油诗虽然“往往没有多大的文学价值”，“却有训练作白话诗的大功用”，[4]218“凡从游戏的打油诗入手，只要有内容，只要有意境与见解，自然会做出第一流的哲理诗的”。[4]223可见，胡适从打油诗入手尝试白话新诗，与其白话语言观也是一脉相承的。然而，翻开《尝试集》却找不到一首打油诗，说明胡适最终放弃了在打油诗中确立新诗方向这一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