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真伪 鲁迅一生出版过三本短篇小说集，《呐喊》(1923年出版)十四篇、《彷徨》(1926年出版)十一篇、《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八篇。加上1913年发表的文言小说《怀旧》，总计三十四篇。 鲁迅短篇小说总量并不少，而且在新文学发轫之初，势头很猛，“一发而不可收”①，“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②，一举奠定了“中国现代白话短篇小说之父”的地位，所以广大读者很自然地就期待他能够写出更多的精品力作。 然而1925年11月6日完成《离婚》(收入《彷徨》)之后，鲁迅再没写过一篇取材现实的小说，更没有给后人留下一部长篇。倘若没有《不周山》之后十三年(1922-1935)陆续写出历史小说《故事新编》七篇，鲁迅果真就与小说“离婚”了。 期待落空的读者不禁要问：鲁迅现实题材的短篇小说创作为何在1925年底戛然而止？除了一些私人通信，鲁迅本人很少公开回答这个问题，因此九十多年来，各种猜测和议论层出不穷，莫衷一是。 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不能成立的伪问题。鲁迅小说数量不多，不值得大惊小怪。对鲁迅本人来说，也没什么遗憾可言。“鲁迅当然不属于创作数量少的作家，他的全部创作，种类多、数量大、质量高，这早已为世人所公认。但如仅就小说创作而言，则应该说是不多的”，“然而他的小说在反映社会生活、塑造典型人物、创造艺术表现形式等方面的成就却是很高的，是举世罕见的”。“人们衡量一个作家成就的大小，也主要不是看他创作的数量而是质量。高尔基在《苏联的文学》中指出：‘艺术的价值不是用量而是用质来测度的’。”总之，衡量鲁迅创作(包括小说)的成就，应该重质不重量。③ 鲁迅在他的小说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之后，确实不必非要继续写下去，以增加其小说的“数量”不可。鲁迅之与小说，不像胡适之与新诗，“但开风气不为师”。《呐喊》《彷徨》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成功开启了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新纪元，其文学史地位毋庸置疑。纠缠于鲁迅后来没有多写小说(或“中断”“放弃”了现实题材的小说创作)，纯属庸人自扰。 这种说法并不算错，但它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而回避了问题的另一半。在世界文学史上，仅就小说而言，质与量并非水火不容，并非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许多小说艺术大师如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小说的质量上乘，数量也十分惊人。和鲁迅更具可比性的短篇小说大师莫泊桑、契诃夫也是如此，为何鲁迅就是一个例外呢？ 况且鲁迅小说创作的势头本来很好，按他自己的说法，创作《彷徨》时，“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但毕竟技术“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为何就戛然而止了呢？难道因为一出手写出质量极高的作品，便“得胜头回”，抛开小说，安心去做别的事了？ 看来这也并非单纯的量的问题。 二、小说之失，杂文弥补 第二种说法认为，因着客观环境的变化，鲁迅被迫(也是明智地)放下小说创作，选择其他文学样式，及时开辟新的创作领域，在散文诗《野草》、回忆性散文《朝花夕拾》，尤其杂文创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鲁迅失之于小说的，已经在小说之外得到弥补，不必为他中断小说创作而遗憾。 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瞿秋白。某种意义上鲁迅本人也赞同瞿说。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1933)开头两段把这个问题讲得十分清楚： 革命的作家总是公开地表示他们和社会斗争的联系；他们不但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一定的思想，而且时常用一个公民的资格出来对社会说话，为着自己的理想而战斗，暴露那些假清高的绅士艺术家的虚伪。高尔基在小说戏剧之外，写了很多的公开书信和“社会论文”(Publicist article)，尤其在最近几年——社会的政治斗争十分紧张的时期。也有人笑他做不成艺术家了，因为“他只会写这些社会论文”。但是，谁都知道这些讥笑高尔基的，是些什么样的蚊子和苍蝇！ 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断断续续的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得多。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专”在“杂”里者，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允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代替创作，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应社会上的日常事变。 在瞿秋白看来，“绅士艺术家”的虚伪在于，他们的作品也有倾向性，却掩盖起来，化妆得似乎绝对公允。其实在阶级社会，并不存在绝对的公允。“革命的作家”不但要在作品中表达一定的思想倾向，还并不满于只是完成作家的使命，“时常用一个公民的资格出来对社会说话”。这就决定了“革命作家”(如高尔基)不仅创作“小说戏剧”，也写了许多公开的书信和“社会论文”。瞿秋白认为这绝不会像某些“清高的绅士艺术家”所说，高尔基因此就“做不成艺术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