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学研究界，似乎难以找出第二个话题，能如当代文学史的写作那样具有强劲的历史穿透力。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围绕当代文学史的写作问题，我们提出了那么多观念，出版了那么多著述，召开了那么多会议，发生了那么多争论；然而，普遍性的标准、方法、范式等依然没有沉淀下来，所谓的“理想状态”的当代文学史似乎依旧遥遥无期。老中青几代学者持续用力，结果却多少有些令人沮丧。然而，我们不妨换一种思维来理解目前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这一局面，即不单从文学史写作本身的层面看到它的混杂与无序，而从“当代文学”概念和学科格局的角度，来接受此种状态乃当代文学史写作之应有宿命。 众所周知，当代文学史写作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命题，它是在“当代文学”这一更高层级的话语之下展开的一种叙事，其可能性在根本上受到“当代文学”内涵与外延的钳制。虽然“当代文学”一说至今仍然十分坚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问题则不断凸显。越来越多的人难以想象也难以接受，1950年代以来一直到当下的文学居然可以同称“当代”，并且还要“当代”下去。它们除了同处“共和国”这一政治性表述的物理时空外，还有多少文学(文化)的质素可以使它们共享“当代”？除非“当代文学”注定就是一个没有特质界定的混沌存在，否则难有逻辑能够解释这种格局。“当代文学”应该成为一份历史遗产，应该被“历史化”，而不是放任它在当下大行其道，这是本学科亟待完成的一个历史任务。由此，“当代文学”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它因无法解决某些与生俱来的难题而名存千古。这种“临时性”，决定了在其场域内进行的当代文学史写作也只能处于一种“过渡状态”。有了这样一种视角，有些问题就容易理解了，此前学界之所以在文学史写作的观念、价值、形态、方式、逻辑等方面始终争论不下，其实都与“当代文学”本身的庞大无边、混杂和矛盾有关，都可以从“当代文学”的“过渡性”那里找到问题的症结。而且，只要学界还继续沿用“当代文学”，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当代文学史写作处于“过渡时期”这一事实。 既然身处“过渡时期”，许多问题都无法确定下来，那么文学史的写作就应打消“定型历史”的心理预期，卸载“历史普遍性”的目标诉求，不执拗在文学史的全面、系统上做文章，而用心撰写个性化的、充满问题意识的、“过渡”性质的文学史。笔者经常纳闷，为何当代文学界要屡屡羡慕古代文学史的“稳定”，并进而将这种“稳定”视为理想状态，焦虑于当代文学史的不确定或“不伦不类”？须知，不确定乃“当代文学”之本源性存在，“不伦不类”也是“多样化”的另一种表述，这不正是“过渡时期”的当代文学史写作之应有要义？在目前情况下，“稳定”无法成为当代文学史的一种内在品格，更不是当代文学史写作成熟的标志，多样乃至无序，才是吻合“当代文学”实质的文学史写作之应有状态。这是“当代”语境下文学观和历史观长处变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打破“当代文学史亟待稳定下来”的意识，则需双方形成默契。对作者而言，大可不必有定型历史的冲动与抱负，打破文学史必须是对文学现象系统化理解与本质化叙述的神话。一部文学史只是一部主体的历史，主体经历、视野、知识的有限与动荡，制约着其触摸文学历史的广度与深度；而“当代文学”建构的特殊背景、场域及其“永远在路上”的状态，使附加在它身上的结论更具“狭隘”的风险与“临时性”的特质。对此作者要有清醒的认知。这当然不是要求著史者取消自己的历史判断，而是提示著史者，不要将自己的历史判断等同为历史本身。对读者而言，不要动辄以“歪曲历史”的名义来臧否一部文学史，或以“漏洞百出”为说辞对文学史的“顾此失彼”大加挞伐。站在“过渡时期”的历史高度，允许人们对文学史作不乏“片面的深刻”的探讨，对于那些已经逸出自身知识、理论体系的个人化思考多一份理解与尊重，而非傲慢、不屑或忍无可忍。惟其如此，才是当代文学史写作之应有生态。 基于这样一种意识，笔者反对在写作学术型当代文学史之外，还要另设教材型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见解。充满变动的文学史观一旦与教材的体系化、权威化形成联盟，知识偏颇甚至错讹百出的危机就此诞生。1950-1970年代政治化文学的无限拔高与经典化，1980年代人们发现沈从文、穆旦等作家时的巨大惊愕等，都与教材型文学史的运作脱不了干系。在这一点上，陈寅恪的告诫值得汲取—“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①在“过渡时期”，当代文学史的教学也不应着眼于充满变动的“知识体系”，可直接启用学术型文学史，致力于展示“碎片化”的历史真实，让学生经由这些日渐丰富的“碎片”，自行想象、拼接大历史以及发现“碎片”之间的逻辑联系。而且，教材型文学史本身是缺乏知识生产机制的，它只是学术研究的一种附属物。试问，有哪一次教材型文学史内容的调整，不是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冲击之下？又有哪一本被普遍认可的教材型文学史，不是因为它较之于以往的文学史更具鲜明的学术含量？因此，“两条腿走路”的设想不仅不能解除目前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尴尬，反而成其为一种障碍甚至伤害。与此同时，也不能将某些学术性质的“历史化”行为视作一种“给文学史作结论”的举动。比如，认为1980年代文学已经进入“下沉状态”，“下沉到可以做历史研究的状态”②了，并不意味着要将1980年代文学封存起来进行历史定型，这显然是两回事。这一想法只是一个学术动议：对象的这种“下沉状态”，已为我们“学理”地谈论它而非“即兴”地批评它创造了条件，在对1980年代文学有了鲜活灵动但也不乏主观飘忽的“审美交流”之后，也到了可以有“学术对话”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