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1月，“革命+恋爱”小说发轫之作——蒋光慈的《野祭》由上海现代书局初版，遂引发社会轰动，4个月后即售罄再版，仅1928年就发行3版之多。至1929年12月第5版，累计印数达7，500册。然而这还仅仅是开端，及至1930年1月蒋光慈的代表作《冲出云围的月亮》横空出世，更是创下每月1版的惊人纪录。至于其他普罗作家“革命+恋爱”小说的流行程度，从以下版次小计亦可略见一斑：洪灵菲的《流亡》，1928年4月上海现代书局初版，同年9月再版；洪灵菲的《转变》，1928年9月亚东图书馆初版，至1930年7月发行7版；华汉的《两个女性》，1930年4月亚东图书馆初版，1931年3月再版；丁玲的《韦护》，1930年9月大江书铺初版，1931年12月再版。如果考虑到普罗文艺作品屡遭查禁，多数书店在1932年后不愿涉险印行的情况，以上数月一版、一年数版的发行频率就更令人啧啧称奇了。 毋庸置疑，在1930年前后“革命+恋爱”是一种拥有众多读者的小说题材模式，它的骤然蜂起和广为流行除了特定创作群体相近的心路历程和生活经验使然之外，与当时的文学接受取向也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然而就笔者目力所及的范围，将“革命+恋爱”作为一种文学接受现象的研究尚不多见，这一状况显然与关于该模式的内部研究构成了较大反差。本文所谓“文学接受”大致包括三种类型：专业或职业批评、普通读者的反应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边缘批评”。前二者的内涵外延至为清晰，无需赘言，有必要加以界定的乃是后者。所谓“边缘批评”即为带有业余性质或非专业性质的批评形态，是与职业批评或专业批评相对的一个概念。在阅读调查研究兴起之前，普通读者的反应只能通过一些间接信息，比如作品的发行量、销售状况、重版状况等，来一窥端倪。但这不过是一种浅层次的反应，较深层次的反应则由于见诸文字的资料极为匮乏而不得不望洋兴叹，即便偶或发现某些相关资料，也因流于只言片语而难知全豹。但如果将介于职业、专业批评家与匿名读者之间的边缘批评群体作为替代性考察对象，上述状况将会有所改观。虽然边缘批评在专业性、理论性方面往往乏善可陈，甚至在文本的基本理解上都疏舛迭出，但在特定时代的文学生活中它却扮演着殊为微妙的中介角色。同时必须指出，边缘批评又是一个纷繁芜杂的话语空间，其中既渗透着普通读者原初的精神需求以及被主流话语遮蔽的历史记忆，又往往混有种种利益诉求或依附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欲望化叙述。可以说，边缘批评既可能是一个拓展视野的窗口，又可能是一个让人目迷五色的陷阱。因而有必要对这类材料细加甄别，知文论世，方可收物尽其用之效。 茅盾曾将“革命+恋爱”模式按时间先后划分为三种类型：“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革命决定了恋爱”和“革命产生了恋爱”。①然而揆诸事实，“革命+恋爱”模式的演化并非如茅盾所描述的那样整饬有序，例如丁玲的《韦护》(1930年)是问世较晚的一部“革命+恋爱”小说，按照茅盾的划分却属于最早出现的类型——“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以此而论，茅盾的划分标准与其说是时间顺序，不如说是某种目的论逻辑，即将“革命+恋爱”模式的发展视为由“恋爱”向“革命”逐级递进的过程。或许是由于先入之见过于操切，茅盾还忽略了另一种在“革命+恋爱”小说中不乏其例的类型：“恋爱不成转而革命”。至于茅盾所说的第三种类型“革命产生了恋爱”，所对应的作品并不多见，且极易与第二种类型相混淆。但如果对茅盾的划分略加修订，使之更近乎实际，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基本上还是有效的。因此本文拟将“革命+恋爱”小说的类型修订为：“革命决定了恋爱”、“恋爱不成转而革命”、“为了革命牺牲恋爱”，并循此择取三部代表性作品：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洪灵菲的《转变》和丁玲的《韦护》，作为1928-1933年间“革命+恋爱”小说接收状况的考察路径，进而管窥这一时代文学生活湮没不彰的某些面相。 一、成功中的危机：《冲出云围的月亮》的接受 在“革命决定了恋爱”这一类型的作品中，往往会出现一男多女或一女多男的人物结构，而情节结构也惊人的相似：男女主人公几经波折，最终在多个“恋爱”对象中选择了最“革命”的那一个。《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女主人公王曼英在大革命高潮中，来到革命中心H镇，成为革命军队的一名女战士。“清党”事件爆发后，曼英跟随坚持革命的起义军南征。然而途中失利，部队溃散，她只身流落到上海。革命的失败使曼英心生幻灭，继而坠入虚无主义的深渊：“与其改造这世界，不如破毁这世界，与其振兴这人类，不如消灭这人类。”②她选择了一种怪诞的方式来报复她所切齿痛恨的统治阶级，用自己的身体引诱、征服、侮弄形形色色的社会上层人物。曼英昔日的恋人柳遇秋这时已背叛革命，卖身投靠反动当局，当他与曼英再度相逢时，遭到曼英的怒斥与嘲讽，二人从此恩断义绝，分道扬镳。在一次不期而遇中，曼英发现曾经追求过自己的李尚志仍在秘密从事革命活动，这使她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花，并为自己纵情声色的生活深感耻辱。恰在此时，她怀疑自己染上梅毒，绝望之中试图投海自尽。然而海边“初生的朝阳”、“田野的空气”唤起了她生的欲望，她不甘就这样了此一生。经过医生检查，原来所谓“梅毒”不过是一场虚惊。之后曼英义无反顾，洗心革面，投身工运，重返革命集体。她获得了新生，也获得了爱情。在小说的结尾，曼英遥望一轮明月，满怀感慨地对李尚志说：“这月亮曾一度被阴云所遮掩住了，现在它冲出了重围，仍是这般地皎洁，仍是这般地明亮！……”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