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不能仅仅成为1980年代人的纪念馆，而应成为历史的图书馆，以供我们反复阅读。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一文化想象(1949-1966)》 在“重返80年代”和“两个30年”的提法下，一场以80年代文学为入口、重评当代文学的研究潮流已广泛展开。重返者之间共识与分歧并存，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为何重返——这关乎历史态度和政治态度，而在如何重返的问题上讨论不多。到目前为止，在研究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始终是知识考古学，这与李杨的倡导直接相关。他在有关“重返80年代”的纲领性文章中写道：“如果‘一体化’指的是政治社会制度对文学的干预、制约、控制和影响，文学生产的社会化机构的建立以及对作家、艺术家的社会组织方式等等，那么，用这一概念来描述‘新时期文学’显然是同样有效的。”而“能够说明‘新时期文学’制度化进程的元素，除了我们熟知的文艺政策、文学组织等等之外，还包括了文学批评、文学杂志的编辑、作品的出版、大学文学教学与文学史的写作、文学评奖活动等等。”①于是，在此项“重返”工作中，廓清80年代文学的制度运作、被制度选择的经典和被压抑掉的文本均在讨论范围之内。这就是说，知识考古学的广泛使用内在地决定了重返的对象选择。 但在实际研究中，经典较“抑文”(被压抑掉的文本)得到了更多的眷顾。这种偏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重读经典便于直接向80年代文学知识发起挑战，但也与这一理论视角的具体运用有关。在我看来，知识考古学虽长于指认话语权力的运作机制，却并不以此为终点，如果放弃了对解放空间的探寻，知识考古便很容易丧失思想动力。因此，“重返80年代”不可止步于指认经典背后的权力机制。经典的选择与“抑文”的生产正如历史的展开一样是个不断做减法的过程，历史研究则与之相反，需要研究者不断丰富历史的细节。那些被排斥的历史可能性，那些曾经参与推动历史进程却没有得到充分关注的因素，均隐藏着有待打捞的历史经验。《上海文学》自复刊至80年代前期发表的问题小说，有不少上承50-70年代文学的“动员—改造”模式，不仅可以展现“两个30年”的延续关系，而且在形式演变中清晰地记录了工人群体情感结构的变化。这里有他们的改革诉求，也有他们的改革想象。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的命运与文坛形势密切相关，而非某种制度性话语运作的结果。这意味着知识考古学在80年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存在着某些值得反思的边界。 一、作为微观政治的“动员结构” 80年代的《上海文学》算得上一份叱咤文坛的刊物。人们经常提到它对现代派的讨论、对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推动，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作为《朝霞》的取代者，在复刊之后曾一度延续了“工农兵文学”的传统，注重发表工业题材小说。这些小说与50-70年代文学有着明显的亲缘关系，且在发表之时受到过这样那样的肯定。②以复刊第3期首发的《酒葫芦》③为例，乍看之下这只是一篇塑造工人形象的小说，但工人形象的塑造过程并非直接完成，而是在干部的眼中逐步被发现的。蔡翔曾提出，当代“管理”制度中存在着一种“动员结构”：“在所谓‘单位’的制度设计中，围绕党委的，常常是党、团员，而后是先进人物或者劳动模范，再而后，则是普通群众，即使是某项行政命令，党委也会依靠这一模式，层层动员，配合科层化的组织形态，共同完成。这一‘动员’方式，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隐形’的管理结构。”④对应到文学作品当中，便形成了服务于社会主义的主体建构“动员—改造”模式。《酒葫芦》非常接近蔡翔描述的这种小说类型，不过主人公“酒葫芦”不再是一个需要动员和改造的对象，而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等待被发现和肯定的主体。 叙述人“我”是春江化工厂革委会负责原材料供应的领导，整篇小说由“我”与老工人“酒葫芦”的四次相遇结构而成。第一次相遇发生在“我”去第九车间调查用油情况的途中，“酒葫芦”中途将“我”拦住，询问排放管道中随污水流出的是不是油，有没有毒。此时“我”已看到第九车间主任杨宝宝，便应付说那些残油“没有毒，吃不死人”。第二次相遇是在工厂年底的报喜大会上，杨宝宝在汇报中虚夸第九车间的工作业绩，车间工人却向“我”提交了一份举报杨宝宝的信，并邀请所有厂领导到车间参观“反浪费展览会”，这场对台戏的幕后组织者还是“酒葫芦”。第三次相遇是在老工人退休大会，“我”正准备慰问即将退休的“酒葫芦”，却被杨宝宝拉到办公室。他名义上要谈工作，其实是来探听年度先进工作者的上报情况。最后，整理年终喜报的“我”出于对杨宝宝的怀疑暗地前往车间核实，巧遇正在清点油桶的“酒葫芦”。“我”从而得知，杨宝宝私自挪用明年的新油来堵今年的漏油窟窿，而“酒葫芦”却用胶皮吸管儿一点一滴吸吮残油，弥补了漏油的损失。吸多了会恶心，只好喝酒压一压，于是落了个“酒葫芦”的绰号。“酒葫芦”的事迹，终于引发了“我”对这个真正的“先进人物”的赞叹。 小说情节展现的不是动员和改造的艰难，而是发现的不易。这意味着“动员—改造”模式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仍在延续，并且发生了某种变异。这种通过发现和肯定先进典型来结构作品的叙事方式，不妨名之为“发现—肯定”模式。其中，阻碍发现过程并制造文学性的因素，是现代科层制的管理体制。在正常的工作流程中，“我”与“酒葫芦”的相遇总会被基层干部杨宝宝阻断。只有当他们同时摆脱科层职责的限制，作为一个自觉的主体行动以后，真正的相遇才会发生。这种“主人意识”看似对科层制构成批判，实际上正如蔡翔所说，有效地弥补了后者的不足，配合了体制的运转。就此而言，“发现—肯定”模式与“动员—改造”模式并无本质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