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华北根性”，是指1937-1942年的华北根据地文艺在解放区乃至其后的新中国文艺中的根源地位，华北根据地文艺是适应战争环境的文艺，通常从属于政治需要、服务于具体任务、直接发挥现实作用，在形式上吸收了华北地方文艺，内容上服从于现实需求，审美上契合华北农民的心理。华北根据地的文艺经验推动和促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略称《讲话》)的形成，并通过这一文艺纲领对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深远影响。 众所周知，解放区文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起源，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放区文艺机制、文艺理念甚至文艺生态的复制和拓展。但是在经典的文学史表述中，解放区文艺的起源往往被追溯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座谈会之前的解放区文艺常常被视为有待修正或直接遭到忽视(如晋察冀等华北根据地的文艺实践)。而事实上，无论是座谈会后所树立的“正确方向”还是《讲话》这一产生悠远影响的文献本身，都离不开华北根据地文艺经验和理论的支持，解放区文艺存在着深刻的“华北根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不久，周扬即指出：“我们是身在延安，而心仍然留在上海的亭子间。这就是我们以为我们的艺术和政治结合了，而其实并没有结合得好的来由。这种情形，当然也有些同志是例外的，特别是华北华中各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由于战争环境的直接经历，是已经正确地把握了方向。”①周扬的“正确”“错误”之辨意味深长，当时华中、山东根据地的文艺经验积累较薄，所谓“正确”，其实主要是环绕山西的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根据地。而这种“正确”何以发生、如何生长并得到确认和推广，就成了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一、“华北根性”的发生机制 “华北根性”的发生，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西北、华北地区的地缘环境、中共的军事战略以及政治格局密不可分——地缘条件决定了华北根据地文艺的发生、战争环境则形塑了华北文艺的具体特征、“根据地—中央”的相互关系使华北文艺经验转为中央政策成为可能。 在西北和华北地区，天险和交通线是决定核心政治力量空间分布、军事作战策略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如地处西北的陕甘宁边区，东西边界均毗邻黄河，北部边界基本沿长城展开，长城以北则是毛乌素大沙漠，南部边界有多座海拔一千米至一千八百米不等的高山。险峻的地理条件使陕甘宁边区一方面获得了极大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又导致其缺乏战略纵深和战争资源，各方面发展都深受限制。直至1945年4月，“其人口一百五十万，不过是十九个解放区中的一个……按其人口说来，它是一个最小的”②。而华北——尤其是山西处于黄土高原而居高临下，并有太行、吕梁、太岳、五台等崇山峻岭纵横其间，多省相连、攻守皆易。“山西素为华北屋脊，东可瞰制平汉，远达伪满洲国境，既可阻断关东军与华北派遣军之联系，又可威胁平津，从太行山东越平汉，跨津浦，远达北海之滨；南出豫北，跨陇海，驰骋黄、淮、江、汉；北越平绥，挺进内蒙古草原，既可打通国际援助路线，又是大西北的屏障；西向连接陕甘。若突破三晋范围，由山地推向平原，由晋进而冀、察、绥、豫、鲁，再与山东、华东、华南连接，而成抗日战争重心。”③这样，一方面，陕甘宁安全而狭小的地缘特点导致其守成有余而进取较难，另一方面，以山西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广大且战争条件优越，“立足西北、发展华北”就成为一种必然之选。 因此，早在1935年12月23日，中央红军立足陕北尚不足两个月，毛泽东即在瓦窑堡会议上订立了未来的军事行动方针，“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渡黄河去山西的准备”；“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④。后来又提出“华北有广大的、革命情绪极高的群众，在那里还可以进行没有固定战线的大规模的运动战”，“红军将来主要做山西的文章”⑤。在山西成为抗战正面战场后，“经略山西”进一步得到了坚定实施。1937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进驻晋西南、一二○师驻扎于晋西北、一二九师开赴晋东南，从此立足山西，向周边的河北、察哈尔、绥远、河南、山东等广大地区扩展，进而建立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三大根据地。由此形成华北根据地隔黄河拱卫陕甘宁、保护首府延安之势。 西北、华北也因之发生了战略分工，陕甘宁根据地作为后方安然坐镇指挥，延安是中央驻地，其所作所为主要是“文治”，而华北诸根据地则不仅要募集战争资源，更要承担“武卫”之责。因之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艺发展环境——华北往往时时处于战争或准备战争的状态，而延安则长期处于和平状态，这一根本差别导致了二者的文艺工作地位、文艺工作者来源以及文艺观念都有所不同。华北文艺孕育于军旅、服务于军事，“敌后各根据地，开始为了战时的鼓动宣传，发动组织民众，便零星地组织了数量不多，规模很不完备的剧团或工作队——实际上也是以演剧宣传民众为主要工作的团体……后来……在华北各地辗转作战，各级政治部宣传队的戏剧工作，也随军队的转移，而扩展了活动的范围和影响”⑥。“写作的方法，一般是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原则的。题材的摄取，都是敌后现实斗争的片段和民众的生活”，“作品的主题，差不多都合乎现实的需要，部分地解答了社会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的课题”⑦。可以说，军事需要是塑造和锚定华北文艺的根本力量。 军事需要又导致根据地必须拥有高度的自主权，而这也获得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一般的方针集中于上级，具体的行动按照具体情况实施之，下级有独立自主(或曰独断专行)之权……越是地区广大，情况复杂，上下级距离得远，这种具体行动的独立自主权限就应加大，越应使之多带地方性”⑧。这样，在许多重大事项上，地方先行于中央、华北先行于西北，起到了某种近乎“试验田”的作用。一些“华北经验”在经过几年的运行后，会得到中央肯定，以至吸收推广。如著名的“减租减息”，晋察冀早在1938年初即颁布了减租减息条例，陕甘宁则直到1942年才颁布相关决定。而陕甘宁之所以借鉴这一经验，“与1941年6-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彭真向中央汇报晋冀的减租减息执行情况有密切的关系。也可以说，地方根据地的做法上升为中央政策了”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