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学的发展史与研究史中，“典型”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与理论工具，曾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五四”以降引进的诸种西学理论中，“典型”论也可以说是与中国语境结合最为紧密者之一。但这种情状背后的历史必然性与深层逻辑是什么，却缺少详细的梳理与研究。 本文认为，“典型”得以被中国接受，乃至一度成为现代文论的核心概念，与“五四”蕴含的从个人到国族的复杂内涵在之后历史进程中的渐次展开，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在这一展开过程中，“五四”所体现出的独特的历史叙事逻辑，并没有因历史进程的演变而发生本质的变化。历来关于“典型”的研究，多侧重于其具体内容、影响等，对于其被接受的原因多语焉不详，而对于其与“五四”之间的关系，则看不到什么论述[1]。本文即尝试从这个角度切入，以“典型”为中心，为考察中国现代文论与“五四”的展开及其历史叙事逻辑之间的关系，提供一定的参照。 一、“五四”时期：个体群体之辩与“典型”的产生背景 从广义的范畴来看，“五四”通常被理解为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而从狭义的范畴来看，“五四”可以说特指1919年5月的全国性政治运动。这两个方面，其实共同构成了“五四”这个历史能指的复杂性，而精英知识分子一般更关注“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文化革命的性质。30年代，蔡元培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所写的总序中就说：“我国的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的成绩，当然不敢自诩为成熟。其影响于科学精神、民治思想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中。”[2]可谓点出了作为文化革命之“五四”最重要的几个特征。这其中，“五四”文学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个性解放、恋爱自主、婚姻自由，以及对传统家庭、家长制、礼教思想的激烈批判与剥离。胡适在纪念“五四”时，重点谈论的也还是这种个性解放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无疑的，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他推崇“健全的个人主义”，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3]。在文学上则是“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前者侧重于白话国语的工具，后者借重周作人的文章，推举“灵肉一致的人”，“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受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而成就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颇能引起一班青年男女向上的热情，造成一个可以称为‘个人解放’的时代”[4]。 所以，在具体的政治运动爆发之前数年，作为文化启蒙的“五四”就已开始将传统的群体建制如家族、家庭、礼教等都视为非理性的，从而力图把作为个人的个体从群体中剥离出来，可以说建构了一种“启蒙”的诠释学；其所体现出的，正是一种通过区分他者与异质以确立自身的现代性的历史叙事逻辑，因而文学上人物形象的创造，也就是这种逻辑的呈现，是否真的契合现实，则值得怀疑。而这种“启蒙诠释学”的主体，是一种走向了“旷野”的个体，在初期的热情消歇之后，就必须面对“我是谁”的问题，也即用什么资源去建构自我的问题。身处远离了“文明”的“旷野”之上，他们就像鲁迅笔下的狂人或革命者夏瑜，对于别人的启蒙始终是失败的，而自己这一个体更因没有建立坚实的自我知识、道德与伦理体系，而只能通过不断地去启蒙，去依附于他者而存在。这是现代中国启蒙所具有的一种尴尬，在其中“我”是被消解的，因为“我”的所有言说都是指向他者的，自己则是不清晰的。投射在文学上，就像茅盾所言：“‘五四’初期的追求‘人生观’的热烈的气氛，一方面从感情的到理智的，从抽象的到具体的，于是向一定的‘药方’潜行深入，另一方面则从感情的到感觉的，从抽象的到物质的，于是苦闷彷徨与要求刺激成了循环。然而前者在文学上并没有积极的表现，只成了冷观的虚弱的写实主义的倾向；后者却狂热地疯魔了大多数的青年。到‘五卅’的前夜为止，苦闷彷徨的空气支配了整个文坛，即使外形上有冷观苦笑与要求享乐和麻醉的分别，但内心是同一苦闷彷徨。走向十字街头的文坛只在十字街头徘徊。”[5]由于“五四”文学过于看重灵感的促动而非知识与思考的沉潜，这种迅速走向彷徨的情状，就像鲁迅的讽刺，许多“五四”青年作家明明是“玄发朱颜”，却偏偏要整日地书写“春非我春，秋非我秋”的心境，在本质上，鲁迅认为这不过是他们“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6]。这种“个人主义”使得作者们将历史、自然都主观地人化、艺术化，看似拥有自由，但正如茅盾精准地指出，他们“所寻求者只是像‘海’那样茫茫阔大而没有分明界说的‘自由’。‘海’的渴望者狂热地叫着什么都不要了，只要‘海’，然而如何使他(们)主观地‘不要’的东西客观上成为没有，他(们)却是想也没有想到的”[7]。林毓生对这种“个人主义”也做过评价：“西方个人自由的观念导自个人价值在伦理上的基设，而‘五四’时代，个人自由的观念却是随着反抗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对个人的压抑而增强的。易言之，‘五四’时代早期对个人愈形显著的关怀是激烈反传统思想兴起的结果。”[8]可以说所言大体不诬，虽然西方的个人观念也不能说完全与国家、社会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