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43(2019)04-0005-08 自从21世纪初莫言说要向民间“大踏步撤退”①，韩少功说文学史上有一种现象是“进步的回退”②之后，从20世纪末开始的文学“回归”倾向，就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引起了广泛关注。这种“回归”的标志和主要表现，被认为是先锋文学的“转向”。对这种“转向”的阐释，多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或本土与外来)的框架之内，多认为是先锋文学在向西方现代派学习借鉴之后“转向”本土、“回归”民族的文学传统。这种看法虽然描述了一个基本事实，但也容易造成一种误解，似乎当代文学的发展，像荡秋千一样，总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两极之间震荡。要么回归传统，要么走向现代，要么扎根本土，要么学习西方。这种看法甚至被一些学者扩展到整个中国现代文学，认为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也在这两极之间震荡。甚至把文学史的叙述逻辑，也建立在这个架构之上。如果换一个角度，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眼光看问题，事实上，上述所谓“转向”“回归”，只是最近40年文学发展的一种特殊走向，并不是整个当代文学，更不是全部现代文学的发展趋向。相反，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些时期是讳言“回归”或不存在“回归”问题的，抑或也言“回归”，则另有别的指向。因此，当前的文学发展所提出的这个“回归”问题，就含有复杂多样的意味。辨析这种复杂多样的意味，对正确理解当前文学的这种“回归”趋向，避免把这个问题简单化、庸俗化，有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发生的源头，人们普遍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反传统”的。虽然其时的“文学革命”，从理论到创作，都与所“反”的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以传统的观念为依托，以传统的材料为资源，但鲜见有言“回归”者。相反，却视固守传统为“复古”“保守”，必欲与之划清界限。现代文学史上，与所谓“复古主义”的三次斗争，就是一个集中的体现。殊不知，“文学革命”的始作俑者胡适所张扬的白话文学，就属传统的范畴。陈独秀所主张的“国民文学”“通俗文学”“社会文学”，也都与白话文学的传统有关。周作人干脆把五四时期所主张的白话文学，归入“言志”的文学传统，把五四“文学革命”看作是“言志”的文学取代“载道”的文学交互更迭的历史延续。这种悖反现象，一方面说明，传统是割不断的精神脐带，无论“反传统”的态度多么极端，“反叛者”的身上流淌的还是传统的血液。在没有制造出新武器之前，使用的还是从传统的武库里取出的刀枪。另一方面也表明，传统还留有新生命的种子，像出土的古莲，在适当的时机，还会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还存在向现代转化的条件和可能。长期以来，论者多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全面向西方学习，是在“全盘西化”。事实上，西方影响只是一个外部的刺激因素。这种刺激因素虽然十分强烈，但真正激起“文变”的是传统内部革故鼎新的动力。中国文学自古以来便有诗文革新的传统，五四文学革命不过是这一传统的延续。虽然历史上的诗文革新，主要是中国文学内部的运动，这一次的文学革命因为遭遇现代和西方而与外部世界有关。但综观文学革命的诸般努力和预设目标，仍然是在做传统的转化工作，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借用了西方的观念和现代的词语，因而常常被误认为是割裂了自己的传统。五四文学革命虽然后来发生了文化和政治上的分野，但由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转化而来的现代白话新文学，却是一个共享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文学革命是在西方刺激的作用下，并借助西方观念和话语资源而发动的一场文学革新运动。其结果是延续了传统的生命，完成了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变，而不是“推倒”了传统，从此与传统揖别。要言之，这是一个讳言“回归”的时期，传统在向现代延伸的过程中，被一种关于“现代”的想象所改造和重构。 五四文学革命后的二三十年代，被文学革命承接转化了的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开始在现代社会落地生根。文学革命期间的白话新诗创作，如近代“诗界革命”一样取用“俗字俗语”和民歌民谣等民间资源，如刘半农的模仿江阴民歌、刘大白的取用歌谣曲调等。但其时的知识分子作家，因为对民间了解有限，未能让这个被承接转化了的白话文学传统向民间全面敞开，真正回到民间接续它的生命。20年代初期的工农运动和稍后早期共产党人对“革命文学”的提倡，把现代中国社会的民间生活和民间文艺资源注入了这个被文学革命承接转化了的白话文学传统，使在五四低潮期即陷入“感伤”“颓废”的新文学得以振弱起衰，并因此而使这个被承接转化了的白话文学传统，从思想到艺术都获得了民众的和革命的新质，成为一种新的文学传统生长的起点和基础。虽然这期间民众的创作尚属稚嫩粗糙，知识分子的“革命文学”也远未成熟，但作为一种新质的萌芽，却为30年代的左翼文学自觉走向民间、追求文学的“大众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30年代是一个新传统的锻造时期，一方面，被五四文学革命承接转化了的白话文学传统，在文学的“大众化”追求中进一步强化了现代的新质，逐渐成为在观念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潮流，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学所接受的西方影响，这时候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尤其是在这期间崛起的长篇小说，虽然多受西方社会小说、家族小说和“大河小说”等的影响，但如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等，却明显留有中国古代“人情小说”(“世情书”)、历史演义和家族传奇等的鲜明痕迹。更不用说废名的《桥》、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生死场》这样的风俗小说，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传统”的，是中国诗文传统被小说化了的产物。因为新传统的革命新质正处于锻造之中，所以这期间的文学不但讳言“回归”，而且秉承了五四的反传统精神，视传统为“封建”的同义语。直到30年代后期毛泽东要为马克思主义赋予“民族形式”，追求“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③，传统才被转换成“民族的”和“中国的”，逐渐为“民族”和“中国”的概念所取代。 上世纪40年代是现代中国文学新传统的确立时期，虽然论者多把这期间的文学区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不同的区域，但都基于一个根本的民族认同和共有的战时环境，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所推动的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学运动，却代表了五四以后的文学新传统发展前进的方向。虽然这期间“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聚讼纷纭，但最终都统一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文化思想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且因为一批新作家和新创作的出现而确立了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的确立，表明起于民间的白话文学传统，重新在现代民间社会找到了新的主体，这个主体不但是文学接受的主体，同时作为一种创作“源泉”，也是文学创造的主体。“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④，使这一传统的“民间性”得到复活和创造性转化，成为此后相当长一个时间内现代中国文学绵延不绝的“文统”。从上世纪40年代迄今，虽然这一“文统”的具体内涵和外延迭经变化，但其精神却一以贯之，无论使用怎样的“现代性”(“启蒙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标准，都不能罔顾这一历史事实。由于这一“文统”的确立，从上世纪40年代到七八十年代之交，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民间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长篇叙事诗对信天游等北方民歌的改造，新英雄传奇对话本、传奇和章回体小说的改造，赵树理等人的小说对鼓书等民间曲艺的改造，包括与文学有关的新歌剧对秧歌和其他民间戏曲的改造等等。从近代文学革新提高小说戏曲地位，采“俗字俗语”、民歌民谣入诗，到上世纪40年代确立新的民间主体，广泛取用民间资源，创造一种源自民间传统又被赋予了革命新质的“人民大众”的文学或“人民文学”，这期间的文学成功地完成了传统的转化和新传统的创造。虽然这期间的文学对传统的承接转化和新传统的创造，主要偏重于民间的传统而对文人的传统有所偏废，但既以具有“人民性”和“民主性”的民间传统为新传统的源流，则自觉生活于传统之中，无须额外倡言“回归”。如果没有新的力量的驱动，对传统这种“偏至”的承接和转化方式，将要持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
